襄陽第一古剎白馬寺:道安法師在此統一沙門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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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師像(圖片來源:資料圖)

  襄陽古剎林立,名僧輩出,是中國佛教的聖地。在眾多的寺宇之中,白馬寺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堪稱襄陽第一古剎。

  一、白馬寺為襄陽最早寺院。

  襄陽白馬寺為襄陽佛教名剎,其始建時代未有定説,然而可以肯定是襄陽最早的寺院。

  據《高僧傳》卷五:

  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

  道安在襄陽十五年,僧傳明確記載與其相關的寺院只有兩座,一是其舊居白馬寺,二是新創的檀溪寺。

  據《高僧傳》卷五:

  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鹹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方諸僧鹹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尼回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于豐草,植栴檀于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

  這是習鑿齒在道安到達之前代表襄陽眾僧邀請其前來弘法的書信,其中強調此方諸僧思慕道安、請其至江湄傳法,表明襄陽佛教傳播甚早,而且位於漢江之湄、習家池邊的白馬寺是當時襄陽最為重要的寺院。

  白馬寺不知何時創建,其命名顯然與洛陽白馬寺有關。

  據《高僧傳》卷一:

  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雲: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啟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這是白馬寺由來之一説,而據《魏書·釋老志》,稱“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門西。”

  又據《洛陽伽藍記》卷四: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裏御道南。帝夢金人長大(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人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為名。

  這一説法在後世更加很流行,據《歷代三寶紀》卷四:

  (漢明帝)詔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四人,往適天竺,于月支國遇攝摩騰,寫得佛經四十二章並獲畫像,載以白馬,還達雒陽,因起伽藍,名白馬寺。諸州競立,報白馬恩。

  此後法琳《破邪論》、道宣《釋迦方誌》、智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等皆持此説。

  值得注意的是,《歷代三寶紀》稱洛陽白馬寺建成之後,諸州競立寺院,以報白馬之恩,其寺名當然都是白馬寺。襄陽白馬寺有可能屬於第一批建立的白馬寺,其時間不會太晚。如今知名的白馬寺,除洛陽白馬寺外,如金陵、長安、河陰等地的白馬寺都很早,可為一證。

  據《高僧傳》卷一《安世高傳》:

  又庾仲雍《荊州記》雲:晉初有沙門安世高度䢼亭廟神,得財物,立白馬寺于荊城東南隅。

  這是有關安世高的神話傳説之一,然而其中也包含着真實的史料,即安世高與荊州白馬寺的建立有關。

  據《廣東佛教與海上絲綢之路》:

  這些故事表明,安世高可能在江南行化甚廣,故各地皆有其傳説。根據這些傳説,可以大致勾勒出一個安世高在華行化的路線,即始經海道到南海交廣,再東行到會稽,或於此結識門人陳慧,再由會稽北上至丹陽,從丹陽溯江西上,經九江到荊州,在荊州建白馬寺,自荊州北上到京城洛陽。

  需要補充的是,在安世高自荊州北上洛陽時,襄陽是必經之路,襄陽白馬寺的建立也有可能與安世高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道安在襄陽期間,曾經一度應邀前往荊州弘法,他在荊州住持的寺院很可能就是白馬寺,因此兩地的白馬寺是很有因緣的。

  據《續高僧傳》卷八:

  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所造,本為木塔,年增朽壞。勅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

  又據《廣弘明集》卷十: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衞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廣答衞元嵩上破佛法事。

  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這是佛圖澄的法孫白馬寺住持明廣給周元帝上書,駁斥衞元嵩,請求恢復佛教。如此佛圖澄曾經在鄴城建過白馬寺,作為其門人,道安肯定也在這裏住持過。道安在鄴城、襄陽、荊州三地都住持過白馬寺,一生與白馬寺有緣,也是一件奇事。

  襄陽峴山中還有峴石寺,明周政《重修峴石寺記》稱其始創于“晉之咸寧(275-280)”,然而此説較為晚出,並且有專家指出“峴石寺比較可信的創建歷史,應始於唐代,創建人為神定禪師”,神定為慧可門下三世,乃慧可門人僧那禪師法嗣相州慧滿之弟子,其時代屬於唐朝,這一考證是可信的。

  總之,白馬寺是襄陽寺院中最為古老的一座,可謂襄陽第一古剎。

  二、白馬寺是襄陽最為重要的寺院。

  白馬寺是道安在襄陽住持時間最長的寺院,其注諸經、作經序、編定《眾經目錄》都是在白馬寺完成的,其統一沙門姓氏、統稱為釋也完成於住持白馬寺時,這就奠定了白馬寺的歷史地位。

  道安之後,白馬寺代出高僧。梁朝時有期法師,識生死之深趣、達精神之妙旨,其門人秘書郎張緬曾應梁武帝及法雲法師之請,答范縝神滅論。五代末期,有行靄禪師為白兆山志圓門人,他開創了德山派白馬寺支系,下傳白馬智倫,智倫又傳白馬令岳,三世皆為大師,在當時影響很大。

  據《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一:

  北抵襄沔,止白馬山。郡牧劉公昌言躳詣頂謁,延住蘭若,前後八請,皆不之諾。淳化四年,西河緇素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詣白馬山,迎至其郡。

  臨濟宗的一代宗師汾陽善昭在正法開法之前,曾於淳化之初在白馬山住止數年,得到郡守劉昌言的崇敬。直到淳化四年(993),他才應請到汾陽傳法。

  曹洞宗的白馬歸喜為一代宗師大陽警玄門人,于宋仁宗時期在白馬寺弘法。北宋之末,又有鹿門法燈門人熙禪師住持。復有安心上人,慧洪遊白馬寺,與之相遇,題詩于壁,他也可能是鹿門法燈的門人。

  雲門宗的白馬辯禪師為五祖師戒門人,繼歸喜之後住持白馬,使白馬寺繼續興盛。又有五祖師戒曾孫大梅法英于北宋末期住持白馬,他學兼內外,所著《道德經解》得到徽宗稱賞,賜入道藏流通。

  襄陽寺院眾多,然而象白馬寺這樣代有高僧、長期興盛、融合多家宗派的並不多見,足以體現其突出的歷史地位。

  三、白馬寺與習家池相聯,釋道安與習鑿齒並立,體現了中國文化的融合精神,是儒釋結合的典範。

  習家池建於東漢之初,由襄陽侯習鬱創建。白馬寺的建立肯定比習家池晚,最早也是在東漢之末。二者在地理位置上緊密相連,關係密切。從習鑿齒給道安的書信中可知,他認為佛法東傳已經四百餘年,這比後世流行的兩漢之際説早了幾十年,又稱蕃王居士時有奉者,可能是指以楚王英為代表的早期貴族信徒,也應當包括習家的先輩。白馬寺的建立肯定會與習家有某種關聯,習鑿齒不會是習家第一位居士,或許是由其前的某位先祖協助建立了白馬寺,而習家成為這一寺院的大檀越。

  如果這些可能屬於推斷與猜測,那麼習鑿齒與釋道安的關係則是確定無疑的。習鑿齒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也是積極維護國家統一穩定的充滿正氣的大儒,更是精通佛法的大居士。釋道安是中國佛教早期的領袖,精通佛法自不必論,而且遍睹內外群書、通曉陰陽算數,是當時難得的博學多識的大學者。習鑿齒以儒通釋,釋道安以釋明儒,二人相互推崇,相互尊敬,都是天下第一等的人物。符堅自稱以十萬大軍攻襄陽,只得二人,實非虛言。

  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山下白馬寺,江湄習家池,樂山樂水,得仁得智。這不僅是兩座園林,也不僅是兩個人物,而是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兩大傳統,體現了中華文明開放融合、在吸收學習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堅持本位、不斷創新的精神。(文/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徐文明)

責任編輯:D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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