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文化論壇 李虎羣:中國流行音樂中的佛歌

  傳統中國的“樂教”思想和遺憾

  值得我們注意地是:音樂伴隨着與之相關的舞蹈、詩歌和禮儀,在傳統中國發揮着個人修養和政治教化的多重功能,一直備受推重。在一定意義上,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其核心就是禮樂文化。在儒學史上,唐以前一直是周孔並提,周公對中國政治和文化傳統有莫大的影響和貢獻,其核心就是制禮作樂,即是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創建,即以禮樂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簡稱禮治,奠定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和傳統,並確立了倫理原則和政治制度通貫一體的政教合一體制。周公禮樂之治的具體開展形式,我們已經難言其詳;大概是因事制禮,並在演禮過程中歌詩奏樂,以寓感發教誨之旨。儒家傳世《六經》中的《詩經》,其中一部分就應該是周公時代歌詩演禮的文字稿,可惜《樂經》已經不傳了,可能是因為那時尚無方便的記譜方法,再加上戰亂秦火,遂致失傳。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在周公,但可惜有德無位,不可能將周公禮樂制度予以實踐,遂傳授三代禮樂的實際措施,更講明禮樂之本是仁愛之德孝悌之情,將王官學講給平民百姓,公治道於天下萬世,寓志意於教育之中,以期乎機緣成熟,付諸實施,這也成為了以後很多大儒的人生理想。宋以後心性之學的重要性逐漸超過了治平之道,周公並提一改而為孔孟並提,樂教也逐漸侷限於個人修身養性的範圍,而且越來越語焉不詳了。

  《樂經》雖然失傳了,但儒家樂教的理論著作還有傳承,比如《荀子·樂論》、《禮記·樂記》等等,但“與天地同和”的大樂究竟怎樣展開,已經是難得其詳了;衰落的原因有很多,譬如古時沒有錄音、錄像設備;演樂中必備的編鐘這樣的樂器一般人不能擁有;科舉制實行後基本不考音樂等等。樂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較之法規律令,用力少而見功多,傳統樂教體系形式的衰微和失傳,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憾事。

  佛教也特別重視音樂教化人心的功能。如《妙法蓮華經》雲:“若使人作樂,擊鼓吹角貝,簫笛琴箜篌,琵琶鐃銅鈸,如是眾妙音,盡持以供養,或以歡喜心,歌唄誦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樑慧皎《高僧傳》載鳩摩羅什語曰:“ 天竺國俗, 甚重文制, 其宮商體韻, 以入弦為善,······見佛之儀, 以歌贊為貴”。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佛教音樂也隨之傳入,知名者如竺法蘭、康僧會等,後來中國的佛教徒開始注意到“梵音重複, 漢語單奇, 若用梵音以詠漢語, 則聲繁而偈促;若用漢曲以詠梵文, 則韻短而辭長”,這其實意味着佛曲中國化的開始,曹植的“漁山制梵”則開啟了中國化佛曲的先河;至唐玄宗達到了巔峯。

  但是,若我們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發展史,就會發現,佛教梵唄固然有所傳承,但其實際被重視程度遠不及閉關打坐和經論參究;對比西方教堂音樂的發展、規模及其影響,客觀來講佛教梵唄是遠遠不及的。

  儒佛兩家都在理論上高度重視音樂,歷史上也都有過燦爛光輝的時代,但在實際具體操作層面上,後世的傳承都不夠系統,這一缺憾會造成文化的抽象化,使人的身心不能得到實實在在的滋養,從而會逐漸造成文化土壤的貧瘠,文化創造力的減弱——這正是當今中國文化的病症。在這一點上,我們要虛心向西方學習。佛教流行歌曲的創作或許正是一個契機,可以在學習借鑑西方音樂的基礎上,從中探索中國樂教文化的精髓及其落實。

  “佛歌”與新文化象徵體系的創造

  流行歌曲最見人心,也最能影響人心,流行音樂中佛教元素的呈現,是人心呼聲的自然結果。對佛歌這一文化現象的研究,可以打開傳統佛教現代轉化的一個新的窗口,開闢落實人生佛教的又一途徑,因為中國大乘佛教的核心就是要發揮菩薩精神,濟世度人。我們知道,自晚清以來,中國就陷入了“中西古今”格局之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社會組織模式、百姓禮俗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都在經歷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在今天,全球加劇了一體化,中國文化生態的多元化和複雜化,更易使人陷入迷茫無緒、無所適從。佛教正好有用武之地,但佛教在當今大數據讀圖時代如何發揮其引導人心的作用,傳統的著書立説、講經説法的方式恐怕已經難敷其用了,佛歌、特別是第三類“無相佛歌”的創作是一條積極可行的途徑,容易滋養現代人的心田,化解人們心靈深處的緊張焦慮以及人際之間的衝突。

  佛歌的創作,還要放到當今中國面臨的民族文化整體復興偉業的廣大視域中,致廣大而盡精微。當今之中國正走在民族復興的偉大道路上,經濟、政治、文化的全方位進步或許能為人類文明的進程提供一個嶄新的類型,中國音樂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該説,歷史已經把中國音樂的發展推到了一個起跑線上。這是一個世界文化的跑道,中國從起跑線上邁出的每一步,都將以新的意義進行着文化超越,正是這種文化超越將賦予中國音樂以新的生機。”在今天,知識界的核心任務是講出或凝塑出中華文明從個人到社會、國家以至世界(天下)各個層次的核心價值、終極理想、最高境界及其實現方式。

  我們知道,高度發達的文明,總是結晶為現實生活中可觸可感的鮮活的文化象徵;譬如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就落實到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如五嶽、四大佛教名山、道教的36洞天72洞府、日月星宿、梅蘭竹菊等等,中國文化不僅實現了人文和自然的交融,使中國的自然山水成為了文化象徵,還養育出了琴棋書畫菸酒茶、香道、花道、拳術等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象徵體系。但由於種種原因,當今的國人對於這些文化象徵已經產生了隔膜,失去了與之相互感通、相互呼應的鮮活的生命感受;而一旦失去了這種感受,即便下大力氣攻讀經典,也只能是“視而不見”“鮮能知味”,陷於純粹思辨式的似懂非懂和似是而非。

  所以,當今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打破文史哲的分割,以整體綜合、道藝互證的方式體悟古往今來的中國人的集體智慧,創造出新的文化象徵體系,實現對國人的潛移默化的滋養。其首要任務就是“興”,即中國人的文化生命的實際興發和喚醒——這是從文化的自覺承當走向自覺的文化創造,是提升整體民族的文化創造力和生命活力,這也正是“樂教”的精髓。故佛歌的創作要紮根於傳統中國的“樂教”傳統和資源,自覺加入到創建新的文化象徵體系的大視野當中來,不能侷限於只在音樂的範圍內寫歌唱歌,那將失去佛歌創作的源頭活水。

責任編輯: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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