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文化論壇 陳堅:多元佛教與佛教的人本主義

  何謂“人本主義”?《外國哲學大辭典》解釋“人本主義”一詞曰: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廣泛使用的術語。一般在與“科學主義”相對的意義上使用。指某些西方哲學理論,學説或流派。有時亦泛指一種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和以人為尺度的思潮。中國學術界對漢語“人本主義”一詞的英文註釋不盡一致,有的注humanism(一般譯“人道主義”)或 Humanism(一般譯“人文主義”),有的注anthropology(一般譯“人類學”、“人本學”)或homonology(一般譯“人學”)。⑤

  “人本主義”一詞本是中國學者在翻譯和介紹西方學術思想時用來指稱“某些西方哲學理論、學説或流派”的,其含義比較寬泛,大凡“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和以人為尺度的思潮”都可冠之以“人本主義”之名,比如,作為中國學界的一個共識,費爾巴哈的哲學被稱為“人本主義”哲學,馬斯洛的心理學被稱為“人本主義”心理學,弗洛姆的倫理學被稱為“人本主義”倫理學,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義被稱為“人本主義”的唯物主義(他有著作被譯為《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席勒的實用主義被稱為“人本主義”的實用主義(他有著作被譯為《人本主義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現在,甚至也有人將儒家學説與“人本主義”聯繫起來,如孫家寶在比較儒學和基督教時説:

  在儒學系統中,人是思考的中心和尺度,哲學是人本主義哲學,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人論”,必然要呈現出強烈的人本主義特徵;基督教思考的中心和尺度不是人而是神,人站在神的角度,透過上帝的啟示看問題,難免要打上神的烙印。①

  可見,“人本主義”並不是指具體的某一種學説思想,而是指範圍廣泛的某一類學説思想。古今中外的許多學説思想都可以在“人本主義”的光譜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其中也包括佛教。佛教也有自己的“人本主義”③。佛教“人本主義”表現在佛對不同的人説不同的法,完全“以人為本”,此所謂“觀機設教,對症發藥”②是也,其中,“機”指眾生的根機,“症”指眾生的煩惱心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機”和“症”;“教”指佛學思想,“藥”指滅除煩惱治療心病的修行法門,佛對具有不同“機”和“症”的人説不同的“教”,給不同的“藥”,於是乎,在佛教中,體系龐大的佛學思想和種類繁多的修行法門皆符合“以人為本、以人為目的和以人為尺度”的“人本主義”的要求,從而佛教也是“人本主義”的佛教。章太炎先生曾説:“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③這句話形象而恰當地表達了佛教“人本主義”的特徵,即佛教中包含着分別適合於“上智下愚”不同人等之口味的佛法。

  佛教的人本主義是在多元佛教的語境下展現出來的,或者説,佛教之所以是多元的,完全是由於佛教堅持了“人本主義”的立場。我們都知道,人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根機、智慧、性格、學識和生活習慣,有不同的煩惱心病,迷悟程度也不一樣,並且其所處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也還可能有差異,甚至年齡和性別也是構成差別的內容。同時,佛教徒之間還有佛教身份上的不同,這就是通常所説的“七眾”,即在家的佛教徒優婆塞、優婆夷,出家的佛教徒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因為佛教堅持為不同的人開出不同的解脱之路,所以佛法必定是多元結構的。最簡單的,比如佛教的戒律法門,要求“七眾”所持的戒律就不一樣。優婆塞和優婆夷只要持“五戒”就可以了,沙彌、沙彌尼則要持“十戒”,式叉摩那除了持“十戒”還要持“六法戒”,至於比丘則要持二百五十戒,比丘尼要持三百中十八戒④。佛教的戒律法門最清楚不過地表明瞭佛法“人本主義”的多元結構,然而,最系統地表達佛法“人本主義”多元結構的還是中國佛教所持有的判教理論。⑤

  中國佛教的判教理論頭緒繁多,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判教方式,而且據智者大師在《法華玄義》卷十中的説法,在中國佛教宗派產生之前的南北朝時期就存在着所謂“南三北七”的判教⑥。各種各樣的判教理論雖然具體內容有異,但其判教的模式和所持的立場卻是驚人地相似,即都是將數量眾多且顯蕪雜的佛教經典中的教法分等分類,整理成一個序列,並指明這些不同等不同類甚至表面上看來還互相矛盾的佛教教法乃是佛針對不同情形的眾生而説的,因而都是“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的教法。因為人與人之間是不同的,有時甚至互相矛盾,所以佛的教法也應該是不同的並且有時也互相矛盾,這是很自然的事。總之,中國佛教的判教理論要告訴我們,因為人是多元的,所以佛的教法也應該甚至必須是多元的。試以天台宗的判教理論作一細説。

  天台宗的判教理論稱為“五時八教”,其中,“五時”是指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八教”包括“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化儀四教”是指頓教、漸教、祕密教、不定教,“化法四教”是藏教、通教、別教、圓教,這是“五時八教”的名相,至於“五時八教”的具體內容,那些研究和介紹天台宗的著作乃至一般的中國佛教史著作中都會談到,讀者不妨自行參閲①。按照天台宗內部的習慣,“五時八教”一般都是被歸約到藏、通、別、圓“化法四教”上來説的。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裔靜權大師在《天台宗綱要》中對此有如下的説明,曰:“五時是從豎的方面説,把一代時教,分為五個時期;八教是從橫的方面説,把一代時教,分成八種教義,而八教中,……化儀四教,雖稱為教,其實它內中所含有的義理,還是藏、通、別、圓四教。化儀四教,譬如藥方;而化法四教,譬如藥味。藥方僅僅是一張紙,它之所以能有醫療疾病的作用,還是在於種種藥味。”②正因如此,所以他的《天台宗綱要》一書“但明化法四教,化儀四教便略而不談。”其實,在天台宗史上,除了《天台宗綱要》,還有兩本著作也是專門探討“化法四教”之判教思想的,一是智者大師的《四教儀》,二是智旭大師的《教觀綱宗》③,這三部著作通過對“化法四教”的判釋,清楚地闡明瞭佛教“人本主義”的多元教法,其中心思想正如靜權大師所説的:“化法四教,是藏、通、別、圓。因為眾生的智慧有利鈍,煩惱有厚薄,所以如來以利他妙智,善巧方便,於一佛乘,開為四教。”④或如智旭大師所説的:“如來利他妙智,因眾生病而設藥也。見思病重,為説三藏教(亦即藏教);見思病輕,為説通教;無明病重,為説別教;無明病輕,為説圓教。”⑤這藏、通、別、圓“化法四教”的教化對象是不同的,其中藏教是界內鈍根眾生,通教是界內利根眾生,別教是界外鈍根眾生,圓教是界外利根眾生(其中界內、界外是指三界內、三界外)。根據不同的教化對象,藏、通、別、圓“化法四教”開出了不同的“教觀”,其中“教”指佛教理論,“觀”指修行實踐⑥。藏教以“非有之空”或“斷滅空”為“教”之基礎,以“析空觀”為“觀”之基礎;通教以“即有之空”為“教”之基礎,以“體空觀”為“觀”之基礎;別教以“非有非空”為“教”之基礎,以“次第三觀”為“觀”之基礎;圓教以“亦有亦空”為“教”之基礎,以“一心三觀”為“觀”之基礎。再者,根據這種“教觀”上的區別,藏、通、別、圓“化法四教”往往又對同一佛教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釋,如對於“四諦”,藏教説的是“生滅四諦”,通教説的是“無生四諦”,別教説的是“無量四諦”,圓教説的是“無作四諦”。又“如説‘涅槃’二字,便可作幾種解釋。可以説:滅除生、老、病、死,一切都盡,名為涅槃(藏教);也可以説,生死本空,本來無苦,名為涅槃(通教);也可以説:生死是一邊,生死滅盡是一邊,超出二邊,名為涅槃(別教);也可以説: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生死不可思議,涅槃也不可思議(圓教)。又如説:佛身長丈六(藏教);也有説,佛身如須彌山(通教);也有説:佛身有微塵相好(別教);也有説:佛身等真法界(圓教)。”①其他的比如對“六度”、“二諦”、“十二因緣”等概念,藏、通、別、圓“化法四教”也都有不同的解釋,茲不煩舉。總之,不同的“教觀”以及對同一佛學概念的不同解釋遂構成了藏、通、別、圓“化法四教”針對不同眾生的不同的教法體系。

  讀者諸君也許對我剛才提到的藏、通、別、圓“化法四教”的教法內容(如“析空觀”、“無量四諦”等)還不甚瞭解,但這無關大局,因為我們只要知道藏、通、別、圓“化法四教”開出了不同的教法從而顯示了佛法的多元性就可以了,至於這些不同教法的具體含義,我這裏實在無暇作出進一步的解釋(因為與本文主題無關),有興趣者可參閲前文提到的《天台宗綱要》、《四教儀》和《教觀綱宗》這三部著作,內中闡説甚詳。

  藏、通、別、圓“化法四教”所揭示的佛法“人本主義”的多元結構是一種並列的多元結構,也就是説,佛針對不同的人開出不同的教法,這不同的教法之間是平等並列的,不存在諸如誰為主、誰為次以及誰更好等的等差關係。但是,按照中國佛教的理解,並列關係只是佛法“人本主義”多元結構的一種模式,它還有另一種模式,那就是等差關係的多元結構。

責任編輯: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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