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性法師:走過一帶一路的高僧,世界因他們而改變

導語

2015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的重要講話中,特別提到17世紀中國名僧隱元大師東渡日本的故事。指出隱元大師不僅傳播了佛學經義,還帶去了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對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習主席的講話,讓更多的世人注意到,除了佛教之外,絲路高僧們還有很多其他社會貢獻。本文就絲路高僧們的政治、經濟、科技、文藝等貢獻展開論述。

絲路高僧們不僅為佛教作出了巨大貢獻,還締結了友誼

  絲綢之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一條是由漢代的長安,經河西走廊,入西域進中亞的知名交通要道;另一條是中國南方與東南亞一帶的來往路線。海上絲綢之路則始於閩粵沿海,主要通往三個方向:一是東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二是東南亞諸國,三是南亞以及阿拉伯半島、非洲沿海諸國。

  作為“商貿之路”、“交流對話之路”、“人類進步的文明之路”,絲綢之路在近2000年的歷史上,對中華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鑑、發展,有着無法估量的價值。其中,在絲路大漠及海濤之間穿行的佛教高僧們,不僅為佛法經義的傳播流佈作出卓越的貢獻,而且對中國及域外諸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文藝等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2015年5月2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特別提到:“我在福建省工作時,就知道17世紀中國名僧隱元大師東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間,隱元大師不僅傳播了佛學經義,還帶去了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對日本江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讓更多的世人了解到:絲路高僧們不僅為佛教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還締結了友誼,為傳播先進科技文化也作出了巨大貢獻。這讓絲路高僧的形象更加完整和豐滿。

  以下本文從一入和一出兩個方面,介紹絲路高僧對中國及域外的政治、經濟、科技、文藝等社會方面產生的重要影響。


絲路高僧對中國政治、經濟、科技、文藝等社會方面的貢獻

 在絲綢之路你來我往的高僧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有安世高、支婁迦讖、鳩摩羅什、法顯、玄奘、義淨等大師。

  最早來華的域外譯經大師安世高和支婁迦讖,在譯經時都大量借用老、莊等道家的術語。三國吳時的高僧康僧會,則巧妙地以《周易》中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來比附佛教的因果學説。這是早期的佛教與中華傳統本土文化的會通交融。隨着佛教在中國傳播、生根、成長,逐漸從對儒家、道家的妥協調和,發展為反過來影響儒家、道家思想的發展,並滲透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對中國的哲學、思想、風俗、文學、藝術、生命觀、價值觀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東晉高僧法顯(? -423),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399年法顯等從長安出發,遊歷20多個國家,經西域進入天竺(印度),隨後由海路經師子國(斯里蘭卡),再經耶婆提(印度尼西亞)從海上回到廣州,前後歷時15年。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的代表作《法顯傳》,又稱《佛國記》,對所經中亞、印度、斯里蘭卡等20多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地理、交通、物產、風俗等都有介紹,是中國和印度、南洋之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是研究中國和中亞、南亞地理和航海的重要資料。其中記載了我國最早利用海洋“信風” 航海的實例,以及我國最早利用星宿導航的實例。

  唐朝高僧玄奘法師(600-664年),于貞觀元年西行五萬裏,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真經,17年後從陸路返回長安。唐朝與西域諸國關係十分複雜和密切,非常需要熟悉西域、中亞各國政治、文化、地理、交通、民族、民俗的人才,玄奘因為對這些地區瞭如指掌,回國後成為唐太宗經略西域最好的顧問。

  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記述了他所經歷的100多個城邦、地區和國家的情況,涉及政治、地理、農商、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宗教等等,是研究中亞、南亞地區社會史、宗教史、關係史的重要文獻。此外,玄奘還將《老子》等中國經典譯作梵文,傳於域外。

  義淨(635-7l3)也是唐代從中國到印度求法的一位高僧, 671年他從廣州到達南海的室利佛逝,即今天的東南亞一帶,室利佛逝是當時南海中最大的古國。義淨由南海抵達印度後學習了10年,後由海路東歸,又在南海一帶遊歷,後來回到洛陽。

  義淨法師最重要的著作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與《南海寄歸內法傳》。這兩本著作被翻譯為多種語言出版。他在書中介紹了當時沿途各地的民情風俗,描繪了中印之間南海一帶的政治、文化、交通、風俗、宗教、地理等方面的情況,是研究印度及南海文化史的寶貴資料。

  義淨在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他帶回了印度當地寺廟雕泥作版印刷佛像的科技,對中國雕版印刷的發明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印度絲路高僧帶來中國的,除了佛學,還有天文、曆法、醫學、音樂、藝術等。史籍記載,梵僧不僅善誦經咒,並精通醫道、天文歷算。如《出三藏記集》卷六稱“安士高,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針脈諸術,覩色知病,鳥獸鳴啼,無不知”。而曇柯迦羅法師善於星術,康僧會法師通曉圖讖。北天竺國三藏沙門僧僧伽密多於開元十七年來華獻質汗藥,東天竺國三藏大德僧達摩東來獻胡藥卑斯比支等及新咒法、梵本雜經論、持國論、占星記梵本諸方。《隋書 經籍志》記載的印度醫學、天文曆法書籍譯成中文的有10種左右。

  中國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一行法師,是唐代由印度來華弘傳密教的善無畏、金剛智的弟子。他奉唐玄宗之命主持編制了新的歷法《大衍曆》(後傳入日本,行用了近百年),是世界上最早測定子午線的科學家。他還發明瞭水運渾天儀,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説:高僧一行等發明的平行聯動裝置,實質上就是最早的機械時鐘,是一切擒縱器的祖先。

  出生于龜茲國的高僧鳩摩羅什(344-413)也是主要譯經家之一,他通曉龜茲語、漢語、回鶻語、印度語等語種,在佛學、哲學、修辭學、醫藥學、文學、星象學、音韻學、音樂藝術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詣。到長安後,他所奉獻的不僅有佛教經典,還有他的各種才能。比如,龜茲樂舞極富聞名,盛唐樂舞就是在龜茲樂舞的影響下形成的。唐代的音樂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息樂的特點,與西域高僧們的到來有直接關係。


絲路高僧對域外政治、經濟、科技、文藝等方面的貢獻

  中國先進的科技、文化,也由往返各國的絲路高僧們傳播流佈,對域外文明的進步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以下我們分別從東亞、東南亞、南亞三大板塊來介紹。

  1、對東亞的影響

  唐朝高僧鑑真大師(688-763),中國南山律宗祖師,也是日本南山律宗的開山祖師,被日本人民尊為日本天平時代的“文化屋脊”。

  鑑真熟識醫方明,據日本《本草醫談》記載,鑑真只需用鼻子聞,就可以辨別藥草種類和真假,他留有《鑑上人祕方》一卷,被譽為“日本漢方醫藥之祖”。

  鑑真及其弟子在書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在第六次東渡之時,攜帶了王羲之的行書真跡一幅(喪亂帖)、王獻之的行書真跡三幅,以及其他各種書法50卷。對日本書道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鑑真及弟子也精通建築。日本著名的招提寺,由於鑑真等僧眾採用了唐代最先進的建築方法,異常牢固精美,經過1200餘年的風雨,完好無損。鑑真等還在日本用“乾漆法”(又稱夾紵法)塑造了許多佛像。這種夾紵法早在我國東晉時就已出現,到唐代科技已達到很高水平。這種雕塑藝術後來在日本被推廣併發揚光大。

  日本高僧最澄大師、空海大師,唐代時留學中國研究佛學,歸國後,將我國的製茶科技傳入日本。空海大師還在中國學習梵文,在此啟發下發明瞭日本字母假名(平假名)。他還編撰了日本第一部字典,創辦了日本最早的私人庶民學校,並對日本書法、天文、醫學、工藝、美術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南宋嘉定年間,來華日僧道元大師的侍者加藤四郎,在福建德化逗留了五年,學會了制瓷技藝回國。加藤後被尊為日本“陶瓷之祖”。

  被譽為“日本的文化恩人”的隱元大師,明末清初率黃檗禪僧東渡日本,他們帶去的明代文化,如習近平主席所説,在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對日本近世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比如,隱元等也把許多食品和日用品帶到了日本。現在日本以隱元命名的食品和日用品,除了“隱元豆”之外,還有隱元帽子、隱元頭巾、隱元笠、隱元坐墊、隱元茶、隱元豆腐等等。隱元也是日本中國式素餐(普茶料理)的始祖。

  明代的“煎茶”也隨其傳入日本,所創立的“全日本煎茶道聯盟”,至今仍指導日本各地眾多的煎茶道組織和愛好者定期舉行品茶會,成為日本茶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

  隱元及其不少弟子都是書法大家,在日本創立了書道黃檗派。日本重要的書法流派“雪山流”,也是隱元再傳弟子所創。此外還有與黃檗書法一起流傳至今的“黃檗美術”。

  中國與朝鮮半島有着數千年友好交往的歷史。隋唐五代時波若、緣光、諦觀、義通等僧人來華,為兩國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影響最大的是高麗天台宗初祖、大覺國師義天法師。北宋時期,義天法師以高麗王子的身份數度入宋求法,獲宋哲宗多次接見,並賜送寶物。

  義天法師回國後提出“五乘説”,他依託王朝的力量,將傳入高麗的儒學與道學思想加以融合、會通,為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國家安定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義天法師還通過自己在宋求法期間,親身體會到的錢幣流通的好處,向國王呈上《鑄錢論》,指出錢幣流通有利於“勸農”,便利民眾。此後高麗開始鑄錢並流通使用,極大促進了高麗經濟的發展。

  2、對東南亞的影響

  中國與東南亞山水相連,自古以來交往頻繁,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大國,中國對東南亞社會的各方面影響甚巨,但由於民間交往人數眾多,難以明確界定哪些影響是絲路高僧們所為,不過,我們發現,絲路高僧在東南亞諸國的政治外交方面,貢獻明顯。

  扶南是東南亞最早興起的最強盛古國,轄境約當今柬埔寨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續高僧傳》卷一記載:公元五世紀,扶南國王耶跋摩派遣使者乘船載貨來廣州貿易。那時廣州有一位印度僧人那伽仙達乘他的船到扶南,向他們介紹了中國佛法興盛的情況。扶南王便派遣那伽仙攜帶國書並齎金縷龍王坐像、白檀像、牙塔等,于永明二年(公元484)回到中國送給南齊武帝(見《南齊書》卷五十八)。扶南的碩學沙門僧伽婆羅也隨商船來到南齊首都(今南京),當時中國政府招待他住于正觀寺內。梁天監二年(公元503),扶南王闍耶跋摩又遣沙門曼陀羅仙齎來許多梵本及珊瑚佛像,贈與中國。

  大同五年(公元539)扶南來使贈送生犀,並言彼國有佛發。梁武帝令直使張汜等送扶南來使返國時,並遣沙門釋寶雲前往迎請佛發,還請名德三藏法師攜大乘諸經論等來梁。那時天竺優禪尼國真諦三藏在扶南弘法,內外學藝無不精練,扶南國便敦請真諦三藏,並齎同經論梵本二百四十策乘舶來梁,以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到達南海(今廣東海岸),太清二年(公元548)抵揚都(今南京),住寶雲殿。高僧們為兩國的友好交往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元代,緬甸與中國官方聯繫密切。1286年忽必烈派王子雪雪的斤訪緬,請兩位法師率70名僧侶隨行,而緬王派出高僧信第達巴茂克為首席代表,這是絲路高僧為外交服務的又一典型例證。

  3、對南亞的影響

  印度是中國絲路高僧們的求法之地。但交流從來都是互利的,由於印度人不重視歷史記載,所以如果沒有中國高僧的著作,印度人根本無法知道自己過去的歷史。今天大多數印度歷史古蹟、文物的發現、發掘,都是根據中國絲路高僧們的記載。

  北魏神龜元年(518),高僧惠生和宗雲奉命赴印度取經,他向當地人介紹了華佗的醫術及中國的鍼灸。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指出,中國的藥物和鍼灸、診脈等方法遠勝于印度等地。

  從晉朝到唐朝,中國與斯里蘭卡就有頻繁的交往,其中主要是佛教方面的交流,為兩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公元4世紀,師子國(斯里蘭卡)國王優婆帝沙一世遣沙門攜帶玉質佛像來訪中國。中國也不斷有僧人前往師子國求法。斯里蘭卡的雕刻、繪畫藝術很早就隨絲路高僧傳入中國,而中國的建築、繪畫藝術等也讓他們深受其惠,斯里蘭卡著名作家、文藝評論家M.Wicramasinghe指出,斯里蘭卡文化有從中國汲取、借鑑的部分。

  絲綢之路是佛教傳播的要道,也是中外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絲路高僧們在佛教之外,還有着非常重要的其他社會貢獻,這個課題有着十分豐富的內容,本文只是拋磚引玉,作列舉式簡介,希望今後看到更多、更詳實、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問世。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秉承絲路高僧的精神,為佛教事業、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新的貢獻。


    欄目介紹

      門庭施設,盡入漫天花雨的智者之思;燈枼相續,共享圓融無礙的華藏世界。兩刃相交不須避,在大公佛教,觀照生命的本質困境,傳遞智慧的莊嚴浩瀚。

    作者介紹
    本性禪師

    本性禪師,1985年投身禪門,環球禪旅,足跡遍四十餘國,出版禪學專著近10部。現為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福建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福建佛學院院務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開元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福建省圓瑛大師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福州開元寺方丈、泰寧慶雲寺住持。

    思享家
  • 正慈法師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湖北省佛教協會會長、黃梅五祖寺方丈、東方山弘化禪寺方丈

  • 明海法師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河北省佛教協會會長,趙州柏林禪寺方丈,代表作《禪心三無》等。

  • 樓宇烈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宗教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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