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將成為連接中國與東盟之間友誼的橋樑

  3月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博鰲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新華社記者 蘭紅光 攝

  2015年3月26日至29日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成功舉辦,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題為《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的主旨演講。論壇首次設置了宗教版塊,“一帶一路”成為了亮點議題,與會者在宗教的作用、宗教界的參與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的討論[1] 。2015年4月19日,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圍繞‘一帶一路’建設,要鼓勵有條件的佛教團體和名山大寺,加大‘走出去’、‘請進來’的力度,開展同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佛教交流,增進不同信仰的溝通與互鑑,豐富和拓展文化交流內涵。要加大對外弘法和交流人才培養,增強中國佛教的對外表達能力,擴大中國佛教在文明對話中的影響力,致力於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新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在不久前的一次講話中也指出,中國佛教應為化解“一帶一路”上的各種與宗教有關的衝突提供“價值支撐”[3]。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一帶一路”中的“一路”: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筆者將對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東盟國家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作進一步的探索。中國與東盟的佛教交流具有良好的歷史和現實基礎。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佛教協會與東盟多數成員國就有了各種形式的合作與往來。中國是一個佛教大國,三大語系佛教具全,在佛教文化交流的各個方面,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都可以開展更多的合作,  2015年3月26日至29日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成功舉辦,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題為《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的主旨演講。論壇首次設置了宗教版塊,“一帶一路”成為了亮點議題,與會者在宗教的作用、宗教界的參與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的討論[1] 。2015年4月19日,國家宗教事務局王作安局長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圍繞‘一帶一路’建設,要鼓勵有條件的佛教團體和名山大寺,加大‘走出去’、‘請進來’的力度,開展同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佛教交流,增進不同信仰的溝通與互鑑,豐富和拓展文化交流內涵。要加大對外弘法和交流人才培養,增強中國佛教的對外表達能力,擴大中國佛教在文明對話中的影響力,致力於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新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在不久前的一次講話中也指出,中國佛教應為化解“一帶一路”上的各種與宗教有關的衝突提供“價值支撐”[3]。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一帶一路”中的“一路”: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筆者將對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東盟國家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作進一步的探索。中國與東盟的佛教交流具有良好的歷史和現實基礎。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佛教協會與東盟多數成員國就有了各種形式的合作與往來。中國是一個佛教大國,三大語系佛教具全,在佛教文化交流的各個方面,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都可以開展更多的合作,佛教將成為連接中國與東盟人民之間友誼的橋樑。

  一、中國與東盟佛教概況

  當代中國宗教呈多元化發展態勢,憲法保障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佛教源於印度,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逐漸演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的發展狀況,據中國佛教協會網站的介紹:“截止至2012年,三大語系佛教活動場所有3.3萬餘座,僧尼約24萬人,其中漢傳佛教寺院2.8萬餘座,僧尼10萬餘人;藏傳佛教寺院3000餘座,僧尼13萬餘人;南傳上座部佛教寺院1600餘座,僧人近萬人(其中比丘2千多人)。現有各種不同層次的佛學院38所,佛教期刊100餘種,較有影響的佛教網站近200家。各地佛教界均設有公益慈善組織和佛教文化機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的佛教徒人數有1億多人。”[4]

  東盟成立於1967年,成員國包含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文萊、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藍圖》第43條指出:東盟文化共同體的戰略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具有歸屬感、多樣性鞏固團結的東盟,以提高成員國之間在文化、歷史、宗教、文明之間更深入的相互瞭解。東盟十國中,伊斯蘭教信徒的人數最多。馬來西亞與文萊將伊斯蘭教作為國教,印度尼西亞約87%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菲律賓國民約85%信奉天主教,是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上述諸國佛教雖然並非主要宗教,但仍然佔有一定的信仰比例,且歷史上佛教也曾盛行一時。東盟十國中,泰國、柬埔寨、老撾、緬甸四個國家,以南傳上座部佛教作為主要宗教。在越南和新加坡,以大乘佛教作為主要宗教之一。依照劉金光的統計:“佛教信徒大約佔東南亞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34%以上)。在印度支那半島國家中,佛教佔有絕對優勢,約佔東南亞佛教徒的94%以上。泰國存在着最大的佛教團體,佛教信徒約佔東南亞地區佛教徒總數的34%;越南,佔28.4%;緬甸,佔22%;柬埔寨,佔7%;老撾,佔2.7%;馬來西亞,佔2%;印度尼西亞,佔2.6%;新加坡,佔不到1%。其他國家更少。至於單個國家,人口佛教信徒比例最高的是柬埔寨,占人口總數的93%,在泰國,佔92%;在緬甸,佔82%;在老撾,佔77%;在越南,佔76%;在新加坡,佔40%;在馬來西亞,佔20%;在文萊,佔13.5%。”[5]

  二、佛教舍利與公共外交

  舍利是指佛、菩薩、羅漢、高僧等,在圓寂火化之後所凝結成的堅固子,被認為是由於勤修戒定慧的功德力結晶而成。中國最有名的舍利是佛牙舍利與佛指舍利。據説現存於世的佛牙舍利有兩顆,一顆供奉在斯里蘭卡康提市的佛牙寺中,另一顆則供奉在中國北京靈光寺。現存的佛指舍利則只有一枚,供奉於中國陝西扶風法門寺。在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的友好交往中,佛教舍利曾起到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公共外交的範疇“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種對外交流方式,包括了官方與民間的各種雙向的交流。交流的目的是直接促進外國公眾提升對本國的認識,以交流影響社會,讓社會影響政府。”[6]公共外交的模式有以下幾種類別:人民外交模式、戰略外交模式、族裔外交模式、經貿外交模式以及宗教外交模式等。中國與東盟的佛教交流可歸屬於宗教外交模式。

  以中國與緬甸的佛教交流為例: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北京靈光寺佛牙舍利曾經先後四次被迎請到緬甸供奉。第一次是1955年10月至1956年6月,前來迎接佛牙的緬甸代表團與緬甸聯邦文化代表團受到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設宴款待,佛牙抵達緬甸仰光時,緬甸聯邦總統巴宇、總理吳努親自到機場奉迎佛牙,並率領政府官員舉辦了隆重的迎接儀式,佛牙舍利在緬甸供奉將近8個月[7]。有學者評價這個事件:“佛牙舍利的緬甸之行,為新中國佛教外交增加光彩。佛牙作為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使者,出巡海外,幫助中國政府建立與周邊佛教國家友好睦鄰關係、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8]佛牙第二次抵達緬甸是1994年,供奉45天;第三次是1996年末至1997年初,持續供奉90天;第四次是2011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供奉48天,這四次巡禮供奉都在緬甸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佛牙舍利作為智慧與和平的象徵為中緬兩國架起了友誼的橋樑[9]。這枚佛牙舍利也曾應泰國政府的邀請,於2002年12月15日至2003年3月1日,在泰國供奉76天。而早在1994年,陝西扶風法門寺的佛指舍利就曾赴泰供奉瞻禮,兩個多月中,前往瞻拜的朝野各界人士達300萬人次。[10]

  令人關注的是,近年中國高僧的舍利在東盟成員國中也開始發揮影響。2012年4月2日當代高僧本煥老和尚圓寂,荼毗(火化)之後獲得大量舍利。2013年3月22日,泰國佛教界在素可泰府隆重舉行了“恭迎本煥長老舍利安奉儀式”。本煥長老舍利赴泰永久安奉儀式,在公共外交層面具有重要意義:“中國高僧的舍利首次出國安奉,成為當代中泰兩國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有影響的大事,成為中泰兩國人民友誼的見證與象徵。這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中泰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和友誼,而且也對周邊佛教國家起到聯誼與宣傳的功效。”[11] 2015年3月19日,柬埔寨舉行國家級慶典,建造本煥塔,專機恭請本煥長老舍利永久安奉[12]。據深圳弘法寺網站所轉引柬埔寨《華商日報》的評論指出:“本煥長老舍利塔奠基典禮隆重殊勝,典禮儀式現場融合了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的祈福方式,更顯得意義非凡。本煥長老的舍利在柬埔寨永久安奉,這不僅加深了中柬兩國的傳統友誼,也為當代中柬兩國佛教的友好與中柬文化交流掀開了新的一頁。”[13]

  三、佛教名勝與文化傳播

  中國與東盟國家擁有許多佛教名勝,它們與一般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不同之處在於,被賦予了神聖性。所以佛教旅遊除了觀光、娛樂之外,往往都帶有朝聖的性質。段玉明指出,自然環境由於佛教元素的介入被納入了佛教的宇宙模式,“藉此營造,被佛教所選定的環境便從凡俗空間中脱離出來,鑲嵌在佛教既定的宇宙秩序中。而當此時,被佛教所選定的環境即不再是自然的環境,而是佛教所謂的‘不思議境界’”[14]。世俗空間由此轉化為神聖空間。因此,每一個佛教聖地,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內涵。它們是文化的載體,以靜態的形式默默地傳播着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

  在中國,佛教四大名山可謂享譽海內外:浙江普陀山是觀音菩薩的道場,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四川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它們成為世界各地佛教徒參訪、朝拜、祈福的聖地,因其優美的自然風光與厚重的人文底藴,也成為世界各國遊客觀光旅遊的勝地。

  在東盟國家也有許多著名的佛教聖地,它們都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藴。如泰國曼谷玉佛寺:“始建於1784年,為泰國皇室的佛事活動場所。寺內玉佛殿供有碧玉玉佛,殿壁繪佛本生故事、佛傳故事等。”[15]此外還有曼谷金佛寺、大理石寺、卧佛寺、金山寺,巴吞他尼府的法身寺等著名寺院。位於曼谷西約50公里處的佛統府,是一個有着二千多年曆史的佛教名城。緬甸佛教勝地蒲甘:“興建於1世紀,11世紀成為蒲甘王朝和上座部佛教中心,號稱‘四百萬寶塔城’。據1973年統計,共有佛教建築物2217座。”[16]在緬甸仰光茵雅湖附近的瑞德光塔(即仰光大金塔)、仰光寺東郊的世界和平塔也十分著名。柬埔寨的吳哥寺:“位於柬埔寨暹粒市吳哥城南郊,建於1112年至1201年。全寺由十餘座主建築及數十組輔助建築組成,總面積達四萬餘平方米。”[17]除了上述以外,東南亞的佛教聖地還有許多:比如位於老撾首都萬象市區東北部的塔鑾廣場;印度尼西亞的佛教名塔婆羅浮屠,該塔與吳哥窟、仰光大金塔並稱東南亞佛教三大古蹟;越南河內的李國師寺、玉壺寺、一柱寺、金蓮寺;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泰禪寺;新加坡龍山寺、雙林禪寺;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的巴利大教堂:“位於菲律賓碧瑤市郊,為一座集佛教、道教、天主教等寺堂建築於一體的大教堂。其內的中國佛寺,有大雄寶殿、佛塔、蓮花放生池、牌樓等,又稱‘鍾廟’。”[18]

  這些佛教聖地吸引了無數遊客、信眾參觀與朝拜。他們在獲得賞心悦目遊玩的同時,也一定能收穫佛教文化的薰陶,因此佛教旅遊能達到佛教文化傳播的效果。

  四、佛教教育與文化交流

  關於佛教教育的內涵並無標準答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王雷泉在《走出中國佛教教育困境芻議》 一文中把佛教教育界定為:“向社會各界傳遞佛法的觀念、經驗、禮儀、制度,並使佛教教團自身得以延續的方式與方法。”[20]並指出中國歷史上存在三種類型的佛教教育模式:譯場講學、叢林薰修與專業院校。而現代意義上的佛教教育一般是從狹義上講,是指院校教育,即僧眾在佛學院或者佛教大學接受教育。學誠法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我也有一個夢想:就是中國能有一座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佛教大學,能讓佛教信眾、出家人更加深入系統地研究佛教及佛教的傳統文化。”[21]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佛教教育方面交流合作處於起步與發展階段,以往這方面的交流合作並不多見:1996年,應緬甸政府邀請,新中國建國以來首批中國僧人赴緬甸首都仰光國立佛教大學留學[23] ;2001年5月25日,根據越南佛教界和中國佛教協會的商定,越南派出4位比丘尼到福建省閩南佛學院留學[24] 。2011年12月4日下午,深圳弘法寺佛學院(現更名為本煥學院)與泰國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在泰國總理府部長議事廳簽訂了合作意向[25]。2014年12月22日至25日,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訪問柬埔寨智慧大學,雙方希望在佛教教育、僧才培養、互派留學生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26]。2015年4月8日福州開元寺與泰國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共建的大乘佛教研究中心舉行掛牌揭幕儀式。近年來隨着資訊的發達,交流渠道的增多,雙方逐漸意識到在佛教教育方面合作的重要性,所以這項工作漸有起色。雲南佛教協會康南山指出:“隨着中國經濟和教育的發展,東盟國家佛教界來中國留學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到中國巴利語系高級佛學院成立招生時即可接受東盟國家佛教界來留學,讓東盟國家佛教界來中國學習,學習中國文化,多瞭解中國。通過佛教界相互派遣留學僧和合作辦學可以加強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促進中國與東盟人民的友好往來。”[25]

  文化交流與傳播具備雙向性的特徵,而不是單向性的輸出或輸入,同類型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可以維繫和強化該文化系統,而不同類型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可能導致對方的文化要素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從而造成文化融合現象,因此文化交流與傳播是文化發展的動力[26]。從佛教文化輸出的角度來分析,中國擁有豐富的佛教文化資源,包含了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和巴利語系佛教。漢、藏語系佛教的發源地都在中國,所以佛教文化輸出主要體現為漢、藏語系佛教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就現實情況來分析,影響較大的是漢語系佛教,它已經在許多東盟國家紮根,如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都有華人的寺廟與佛教信徒。“2009年,泰國王室六世基金會邀請深圳弘法寺往泰國普濟島創建中國寺院,對中國佛教來説是新的機遇。以往東南亞地區的中國大乘寺院,都是由前往當地定居的華人所建,再禮請中國的高僧前去主持,其信徒也主要由華人組成,影響主要在華人生活圈內。這次由泰國王室基金會主動提出邀請中國佛教僧人前去建寺,説明中國佛教已受到世界佛教界重視。2012年,泰國國王向深圳弘法寺住持印順法師頒發了泰國華僧大尊長的證書,這是泰國政府首次向中國大陸大乘佛教僧人贈送僧職。”[27]而從佛教文化輸入的角度來看,則主要體現為東盟國家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對中國雲南地區佛教的影響。據學者鄭筱筠的觀點,雲南省由於其地緣、親緣和族緣的密切聯繫,勢必受到東南亞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影響 [29],她指出:“中國南傳佛教管理模式的特點在於,將管理重點放在基層,將宗教納入到社會管理體制之中,有力地促進佛教在當地社會的有序發展。中國南傳佛教這一管理模式正是受東南亞佛教的影響形成的,它在東南亞地區始終發揮着社會有序化發展的作用。”[29]此外,還有一項佛教文化交流的項目是大型國際佛教會議:如近年來,中國成功舉辦三屆“世界佛教論壇”,2014年在陝西寶雞市承辦“第27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東盟國家佛教界均派代表參加。而中國佛教協會也派代表參加在泰國、越南等東盟國家所舉辦的“聯合國衞塞節慶典”等各類佛教盛會。由於同一佛教信仰所產生的凝聚力,可以使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佛教信徒彼此交往並進行文化傳遞。因此佛教文化交流首先可以成為連接雙方佛教信徒友誼的橋樑,進而可以演化為連接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友誼的橋樑。

  (作者為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史博士後)

  【注 釋】

  [1]新聞特載:《博鰲亞洲論壇首設宗教版塊》,《法音》,2015年第4期。

  [2]王作安:《中國佛教事業迎來大有作為的歷史性機遇》,來源:大公佛教2015-4-19。

  [3]學誠:《佛教應為化解一帶一路的宗教衝突提供價值支撐》,來源:《文匯報》,大公佛教2015-4-17。

  [4][24]來源:中國佛教協會官網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2015/1/30)。

  [5]劉金光:《東南亞宗教的特點及其對我國對外戰略實施的影響》,見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4頁。

  [6]http://www.cpdcea.com/pdnews/(2015/1/29)。

  [7]參學愚:《當代中國佛教外交與政治宣傳》,《人間佛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3頁,另見張琪編著:《新中國佛教大事記》,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39-46頁。

  [8]學愚:《當代中國佛教外交與政治宣傳》,《人間佛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5頁。

  [9]參凌海成:《中國佛教》,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1月,第204-206頁。

  [10]桑吉:《中泰兩國的佛教文化交流》,《法音》2003年第1期。

  [11][12][13][23]來源:深圳弘法寺網站http://www.hongfasi.net(2015/4/30)。

  [14]段玉明:《佛教環保技術試析——以峨眉山為例》,《雲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15] [16][17][18]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684頁、第680頁、第682頁、第687頁。

  [19]王雷泉: 《走出中國佛教教育困境芻議》,《法音》,2001年第10期。

  [20]http://www.pusa123.com/pusa/news/fo/201586421.html(2015/4/21)。

  [21]黃雲靜:《中國對東南亞的佛教交流》,《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冬季號(總第8期)。

  [22]張琪編著:《新中國佛教大事記》,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301-302頁。

  [25]康南山:《加強中國南傳佛教自身建設,建立中國與東盟佛教黃金紐帶》,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研究報告:東南亞宗教的復興與變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第345頁。

  [26]參王曉朝:《宗教學基礎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28頁。

  [27]黃夏年 : 《充分發揮佛教對外服務的民間外交功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

  [28][29]鄭筱筠:《當代東南亞宗教現狀、特點及發展戰略》,見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41頁、第38頁。

 

  一、中國與東盟佛教概況

  當代中國宗教呈多元化發展態勢,憲法保障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佛教源於印度,於兩漢之際傳入中國,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逐漸演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的發展狀況,據中國佛教協會網站的介紹:“截止至2012年,三大語系佛教活動場所有3.3萬餘座,僧尼約24萬人,其中漢傳佛教寺院2.8萬餘座,僧尼10萬餘人;藏傳佛教寺院3000餘座,僧尼13萬餘人;南傳上座部佛教寺院1600餘座,僧人近萬人(其中比丘2千多人)。現有各種不同層次的佛學院38所,佛教期刊100餘種,較有影響的佛教網站近200家。各地佛教界均設有公益慈善組織和佛教文化機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的佛教徒人數有1億多人。”[4]

  東盟成立於1967年,成員國包含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文萊、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藍圖》第43條指出:東盟文化共同體的戰略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具有歸屬感、多樣性鞏固團結的東盟,以提高成員國之間在文化、歷史、宗教、文明之間更深入的相互瞭解。東盟十國中,伊斯蘭教信徒的人數最多。馬來西亞與文萊將伊斯蘭教作為國教,印度尼西亞約87%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菲律賓國民約85%信奉天主教,是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上述諸國佛教雖然並非主要宗教,但仍然佔有一定的信仰比例,且歷史上佛教也曾盛行一時。東盟十國中,泰國、柬埔寨、老撾、緬甸四個國家,以南傳上座部佛教作為主要宗教。在越南和新加坡,以大乘佛教作為主要宗教之一。依照劉金光的統計:“佛教信徒大約佔東南亞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34%以上)。在印度支那半島國家中,佛教佔有絕對優勢,約佔東南亞佛教徒的94%以上。泰國存在着最大的佛教團體,佛教信徒約佔東南亞地區佛教徒總數的34%;越南,佔28.4%;緬甸,佔22%;柬埔寨,佔7%;老撾,佔2.7%;馬來西亞,佔2%;印度尼西亞,佔2.6%;新加坡,佔不到1%。其他國家更少。至於單個國家,人口佛教信徒比例最高的是柬埔寨,占人口總數的93%,在泰國,佔92%;在緬甸,佔82%;在老撾,佔77%;在越南,佔76%;在新加坡,佔40%;在馬來西亞,佔20%;在文萊,佔13.5%。”[5]

  二、佛教舍利與公共外交

  舍利是指佛、菩薩、羅漢、高僧等,在圓寂火化之後所凝結成的堅固子,被認為是由於勤修戒定慧的功德力結晶而成。中國最有名的舍利是佛牙舍利與佛指舍利。據説現存於世的佛牙舍利有兩顆,一顆供奉在斯里蘭卡康提市的佛牙寺中,另一顆則供奉在中國北京靈光寺。現存的佛指舍利則只有一枚,供奉於中國陝西扶風法門寺。在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的友好交往中,佛教舍利曾起到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公共外交的範疇“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種對外交流方式,包括了官方與民間的各種雙向的交流。交流的目的是直接促進外國公眾提升對本國的認識,以交流影響社會,讓社會影響政府。”[6]公共外交的模式有以下幾種類別:人民外交模式、戰略外交模式、族裔外交模式、經貿外交模式以及宗教外交模式等。中國與東盟的佛教交流可歸屬於宗教外交模式。

  以中國與緬甸的佛教交流為例: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北京靈光寺佛牙舍利曾經先後四次被迎請到緬甸供奉。第一次是1955年10月至1956年6月,前來迎接佛牙的緬甸代表團與緬甸聯邦文化代表團受到中國政府總理周恩來的設宴款待,佛牙抵達緬甸仰光時,緬甸聯邦總統巴宇、總理吳努親自到機場奉迎佛牙,並率領政府官員舉辦了隆重的迎接儀式,佛牙舍利在緬甸供奉將近8個月[7]。有學者評價這個事件:“佛牙舍利的緬甸之行,為新中國佛教外交增加光彩。佛牙作為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使者,出巡海外,幫助中國政府建立與周邊佛教國家友好睦鄰關係、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8]佛牙第二次抵達緬甸是1994年,供奉45天;第三次是1996年末至1997年初,持續供奉90天;第四次是2011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供奉48天,這四次巡禮供奉都在緬甸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佛牙舍利作為智慧與和平的象徵為中緬兩國架起了友誼的橋樑[9]。這枚佛牙舍利也曾應泰國政府的邀請,於2002年12月15日至2003年3月1日,在泰國供奉76天。而早在1994年,陝西扶風法門寺的佛指舍利就曾赴泰供奉瞻禮,兩個多月中,前往瞻拜的朝野各界人士達300萬人次。[10]

  令人關注的是,近年中國高僧的舍利在東盟成員國中也開始發揮影響。2012年4月2日當代高僧本煥老和尚圓寂,荼毗(火化)之後獲得大量舍利。2013年3月22日,泰國佛教界在素可泰府隆重舉行了“恭迎本煥長老舍利安奉儀式”。本煥長老舍利赴泰永久安奉儀式,在公共外交層面具有重要意義:“中國高僧的舍利首次出國安奉,成為當代中泰兩國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有影響的大事,成為中泰兩國人民友誼的見證與象徵。這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中泰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和友誼,而且也對周邊佛教國家起到聯誼與宣傳的功效。”[11] 2015年3月19日,柬埔寨舉行國家級慶典,建造本煥塔,專機恭請本煥長老舍利永久安奉[12]。據深圳弘法寺網站所轉引柬埔寨《華商日報》的評論指出:“本煥長老舍利塔奠基典禮隆重殊勝,典禮儀式現場融合了漢傳佛教與南傳佛教的祈福方式,更顯得意義非凡。本煥長老的舍利在柬埔寨永久安奉,這不僅加深了中柬兩國的傳統友誼,也為當代中柬兩國佛教的友好與中柬文化交流掀開了新的一頁。”[13]

  三、佛教名勝與文化傳播

  中國與東盟國家擁有許多佛教名勝,它們與一般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不同之處在於,被賦予了神聖性。所以佛教旅遊除了觀光、娛樂之外,往往都帶有朝聖的性質。段玉明指出,自然環境由於佛教元素的介入被納入了佛教的宇宙模式,“藉此營造,被佛教所選定的環境便從凡俗空間中脱離出來,鑲嵌在佛教既定的宇宙秩序中。而當此時,被佛教所選定的環境即不再是自然的環境,而是佛教所謂的‘不思議境界’”[14]。世俗空間由此轉化為神聖空間。因此,每一個佛教聖地,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內涵。它們是文化的載體,以靜態的形式默默地傳播着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

  在中國,佛教四大名山可謂享譽海內外:浙江普陀山是觀音菩薩的道場,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四川峨眉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安徽九華山是地藏王菩薩的道場。它們成為世界各地佛教徒參訪、朝拜、祈福的聖地,因其優美的自然風光與厚重的人文底藴,也成為世界各國遊客觀光旅遊的勝地。

  在東盟國家也有許多著名的佛教聖地,它們都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藴。如泰國曼谷玉佛寺:“始建於1784年,為泰國皇室的佛事活動場所。寺內玉佛殿供有碧玉玉佛,殿壁繪佛本生故事、佛傳故事等。”[15]此外還有曼谷金佛寺、大理石寺、卧佛寺、金山寺,巴吞他尼府的法身寺等著名寺院。位於曼谷西約50公里處的佛統府,是一個有着二千多年曆史的佛教名城。緬甸佛教勝地蒲甘:“興建於1世紀,11世紀成為蒲甘王朝和上座部佛教中心,號稱‘四百萬寶塔城’。據1973年統計,共有佛教建築物2217座。”[16]在緬甸仰光茵雅湖附近的瑞德光塔(即仰光大金塔)、仰光寺東郊的世界和平塔也十分著名。柬埔寨的吳哥寺:“位於柬埔寨暹粒市吳哥城南郊,建於1112年至1201年。全寺由十餘座主建築及數十組輔助建築組成,總面積達四萬餘平方米。”[17]除了上述以外,東南亞的佛教聖地還有許多:比如位於老撾首都萬象市區東北部的塔鑾廣場;印度尼西亞的佛教名塔婆羅浮屠,該塔與吳哥窟、仰光大金塔並稱東南亞佛教三大古蹟;越南河內的李國師寺、玉壺寺、一柱寺、金蓮寺;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泰禪寺;新加坡龍山寺、雙林禪寺;值得一提的是菲律賓的巴利大教堂:“位於菲律賓碧瑤市郊,為一座集佛教、道教、天主教等寺堂建築於一體的大教堂。其內的中國佛寺,有大雄寶殿、佛塔、蓮花放生池、牌樓等,又稱‘鍾廟’。”[18]

  這些佛教聖地吸引了無數遊客、信眾參觀與朝拜。他們在獲得賞心悦目遊玩的同時,也一定能收穫佛教文化的薰陶,因此佛教旅遊能達到佛教文化傳播的效果。

  四、佛教教育與文化交流

  關於佛教教育的內涵並無標準答案,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王雷泉在《走出中國佛教教育困境芻議》 一文中把佛教教育界定為:“向社會各界傳遞佛法的觀念、經驗、禮儀、制度,並使佛教教團自身得以延續的方式與方法。”[20]並指出中國歷史上存在三種類型的佛教教育模式:譯場講學、叢林薰修與專業院校。而現代意義上的佛教教育一般是從狹義上講,是指院校教育,即僧眾在佛學院或者佛教大學接受教育。學誠法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我也有一個夢想:就是中國能有一座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佛教大學,能讓佛教信眾、出家人更加深入系統地研究佛教及佛教的傳統文化。”[21]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佛教教育方面交流合作處於起步與發展階段,以往這方面的交流合作並不多見:1996年,應緬甸政府邀請,新中國建國以來首批中國僧人赴緬甸首都仰光國立佛教大學留學[23] ;2001年5月25日,根據越南佛教界和中國佛教協會的商定,越南派出4位比丘尼到福建省閩南佛學院留學[24] 。2011年12月4日下午,深圳弘法寺佛學院(現更名為本煥學院)與泰國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在泰國總理府部長議事廳簽訂了合作意向[25]。2014年12月22日至25日,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訪問柬埔寨智慧大學,雙方希望在佛教教育、僧才培養、互派留學生等方面加強交流與合作[26]。2015年4月8日福州開元寺與泰國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共建的大乘佛教研究中心舉行掛牌揭幕儀式。近年來隨着資訊的發達,交流渠道的增多,雙方逐漸意識到在佛教教育方面合作的重要性,所以這項工作漸有起色。雲南佛教協會康南山指出:“隨着中國經濟和教育的發展,東盟國家佛教界來中國留學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到中國巴利語系高級佛學院成立招生時即可接受東盟國家佛教界來留學,讓東盟國家佛教界來中國學習,學習中國文化,多瞭解中國。通過佛教界相互派遣留學僧和合作辦學可以加強中國與東盟的合作,促進中國與東盟人民的友好往來。”[25]

  文化交流與傳播具備雙向性的特徵,而不是單向性的輸出或輸入,同類型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可以維繫和強化該文化系統,而不同類型文化間的交流與傳播可能導致對方的文化要素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從而造成文化融合現象,因此文化交流與傳播是文化發展的動力[26]。從佛教文化輸出的角度來分析,中國擁有豐富的佛教文化資源,包含了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和巴利語系佛教。漢、藏語系佛教的發源地都在中國,所以佛教文化輸出主要體現為漢、藏語系佛教對東盟國家的影響。就現實情況來分析,影響較大的是漢語系佛教,它已經在許多東盟國家紮根,如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都有華人的寺廟與佛教信徒。“2009年,泰國王室六世基金會邀請深圳弘法寺往泰國普濟島創建中國寺院,對中國佛教來説是新的機遇。以往東南亞地區的中國大乘寺院,都是由前往當地定居的華人所建,再禮請中國的高僧前去主持,其信徒也主要由華人組成,影響主要在華人生活圈內。這次由泰國王室基金會主動提出邀請中國佛教僧人前去建寺,説明中國佛教已受到世界佛教界重視。2012年,泰國國王向深圳弘法寺住持印順法師頒發了泰國華僧大尊長的證書,這是泰國政府首次向中國大陸大乘佛教僧人贈送僧職。”[27]而從佛教文化輸入的角度來看,則主要體現為東盟國家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對中國雲南地區佛教的影響。據學者鄭筱筠的觀點,雲南省由於其地緣、親緣和族緣的密切聯繫,勢必受到東南亞南傳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影響 [29],她指出:“中國南傳佛教管理模式的特點在於,將管理重點放在基層,將宗教納入到社會管理體制之中,有力地促進佛教在當地社會的有序發展。中國南傳佛教這一管理模式正是受東南亞佛教的影響形成的,它在東南亞地區始終發揮着社會有序化發展的作用。”[29]此外,還有一項佛教文化交流的項目是大型國際佛教會議:如近年來,中國成功舉辦三屆“世界佛教論壇”,2014年在陝西寶雞市承辦“第27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東盟國家佛教界均派代表參加。而中國佛教協會也派代表參加在泰國、越南等東盟國家所舉辦的“聯合國衞塞節慶典”等各類佛教盛會。由於同一佛教信仰所產生的凝聚力,可以使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佛教信徒彼此交往並進行文化傳遞。因此佛教文化交流首先可以成為連接雙方佛教信徒友誼的橋樑,進而可以演化為連接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友誼的橋樑。

  (作者為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史博士後)

  【注 釋】

  [1]新聞特載:《博鰲亞洲論壇首設宗教版塊》,《法音》,2015年第4期。

  [2]王作安:《中國佛教事業迎來大有作為的歷史性機遇》,來源:大公佛教2015-4-19。

  [3]學誠:《佛教應為化解一帶一路的宗教衝突提供價值支撐》,來源:《文匯報》,大公佛教2015-4-17。

  [4][24]來源:中國佛教協會官網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2015/1/30)。

  [5]劉金光:《東南亞宗教的特點及其對我國對外戰略實施的影響》,見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4頁。

  [6]http://www.cpdcea.com/pdnews/(2015/1/29)。

  [7]參學愚:《當代中國佛教外交與政治宣傳》,《人間佛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3頁,另見張琪編著:《新中國佛教大事記》,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39-46頁。

  [8]學愚:《當代中國佛教外交與政治宣傳》,《人間佛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5頁。

  [9]參凌海成:《中國佛教》,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4年1月,第204-206頁。

  [10]桑吉:《中泰兩國的佛教文化交流》,《法音》2003年第1期。

  [11][12][13][23]來源:深圳弘法寺網站http://www.hongfasi.net(2015/4/30)。

  [14]段玉明:《佛教環保技術試析——以峨眉山為例》,《雲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

  [15] [16][17][18]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684頁、第680頁、第682頁、第687頁。

  [19]王雷泉: 《走出中國佛教教育困境芻議》,《法音》,2001年第10期。

  [20]http://www.pusa123.com/pusa/news/fo/201586421.html(2015/4/21)。

  [21]黃雲靜:《中國對東南亞的佛教交流》,《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冬季號(總第8期)。

  [22]張琪編著:《新中國佛教大事記》,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301-302頁。

  [25]康南山:《加強中國南傳佛教自身建設,建立中國與東盟佛教黃金紐帶》,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研究報告:東南亞宗教的復興與變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第345頁。

  [26]參王曉朝:《宗教學基礎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28頁。

  [27]黃夏年 : 《充分發揮佛教對外服務的民間外交功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

  [28][29]鄭筱筠:《當代東南亞宗教現狀、特點及發展戰略》,見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41頁、第38頁。

責任編輯:胡月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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