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界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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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利安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佛教適應時代變化,從清淨修行、處世無諍的傳統形態轉變為“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的戰時佛教形態。這種非常時期的非常選擇既符合中國佛教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大義。本文從十個方面對中國佛教的這一光輝歷史進行了總結與分析,認為,中國佛教在抗日戰爭中的十大積極作用向世人昭示了中國佛教是一個慈悲的宗教、善惡分明的宗教、愛國的宗教、契機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愛好和平的宗教。

  “上馬殺賊,下馬學佛”是周恩來在抗日戰爭時期給南嶽佛教僧人寫的一句話,這既是對當時業已投身抗戰的中國佛教界的肯定,也是對當時中國佛教界進一步参與抗戰的激勵,在今天來看,也是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佛教歷史特徵的高度概括。這句話飽含着中國佛教界参與抗戰的豐富內涵,在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之際,尤其值得我們回味。

  佛教向來以出世風格而著稱,常被人視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遁世型宗教。然而,佛教畢竟是人間的宗教,它不可能脱離自身的生存環境,所以它總是和一定時空下的人與事密切聯繫在一起。當我們把時間聚焦到抗日戰爭時期,把空間視角調整到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上時,我們發現,國難當頭之際,中國各民族齊聚在抗戰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齊心協力、共赴國難的壯烈局面。一向清靜自在的中國佛教,也自覺融入到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時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的特殊形態,為爭取民族獨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今天我們回顧中國佛教界的這段既學佛又殺賊的歷史,既是對抗戰勝利的紀念,也是對宗教與社會關係的一種反思,對今天在宗教領域所開展的統一戰線工作也會有諸多有益的啟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迅速淪陷,日本軍閥步步進逼,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1937年,國共合作正式實現,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戰的偉大歷史。在國家的抗戰總動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中國佛教界從實際出發,在堅持自己的佛教信仰的同時,也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具體來看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

  第一,呼籲“國難已到非常時期,凡屬國民同有救國救民之責任”[1],強調佛徒也是國民的一部分,也應肩負起守土抗戰的責任。“九一八事件”後,太虛發表了《為瀋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號召廣大信佛民眾要“以菩薩大悲大無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徑。與此同時,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也通告全國佛教徒,以宗教的形式表達愛國抗敵之情,制止日本軍閥的侵華暴行[2]。身在南京的佛教居士歐陽漸先生也積極宣傳,主張堅決抗日,反對投降妥協,提出“抗戰到底是一條鞭,不可收容主和敗類”[3]。1932年3月18日,太虛又撰寫了《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大無畏精神,逼迫日本當局“撤兵回國”,使中日兩國人民免遭塗炭,共享和平。1932年,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尼瑪在給中央政府的電報中説:“班禪目擊時艱,憂憤無已,雖身屬空門,而於救國圖存之道,何敢後人!”[4]五台山僧侶中流傳這樣一句話:“雖然出家,但沒有出國,所以我們至死不當亡國奴。”弘一法師也時常向僧俗大眾宣傳愛國思想,激勵其投入抗戰救國大業。他書寫了很多條幅,廣贈佛門信徒:“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唸佛。”[5]一些青年愛國僧人更是滿懷殺敵護國的熱誠。他們指出,國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已不允許愛國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須暫時告別“清修”生涯而去從軍。

  為了鼓舞士氣,抗戰時期的中國佛教界還大力弘揚佛法積極救世的“樂觀”、“無畏”精神,鼓勵人們以昂揚的精神狀態投入抗戰。如太虛法師曾説,“以地大人眾,新興蓬勃之中華民族,又豈能為日本完全吞滅!”[6]1941年1月,暮笳法師在《獅子吼》上發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籲廣大青年以樂觀的精神迎接中華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們只有狂歌,而沒有半點憂傷。”他希望廣大愛國愛教的佛教青年,“要將自己的人格和莊嚴而神聖的佛事結合在一起,……就是在參加現階段的解放事業中,把我們的全副身心交給那個光輝的事業”。要像佛陀教導的那樣,勇於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樂地獄,且莊嚴地獄”,從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樂觀”、“無畏”的人生觀,真正培養出崇高的人格。中國佛教界的這些抗戰呼籲和抗戰激勵,充分體現出中國佛教界熾烈的愛國情懷和將佛法與時代主題有機契合的歷史自覺。

  第二,對佛教的理論與戒律做了重新的闡釋,使佛教與抗戰大局相適應,既為佛教界投身抗戰提供充分的理論支持,也為全民族抗戰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論證。面對日本鐵蹄對中國的肆意踐踏,中國全社會都處於激憤狀態,人們對佛教的要求也變成了“放下法器,舉起屠刀”。佛教界愛國人士順應這一時代大潮,對佛教理論體系與修道體系做了全面的解釋,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標是成佛,只有戰勝魔才能成佛。他們認為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經中所説的魔,所以,抗日就是降魔成佛的必經過程。他們認為,“中國為保國家民族而自衞,為世界正義和平,為遮止罪惡、抵抗戰爭而應戰,與阿羅漢之求解脱安寧不得不殺賊,佛之建立三寶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貫的”[7]。他們還以《護國般若經》為根據,認為國家有內亂和外患時,佛教徒必須起而護國。

  佛教界還充分闡釋了“殺敵”與“戒殺”之間的關係問題,他們認為二者並不矛盾。如太虛就認為,“當侵略者破壞國家傷害人民時,則任何人皆負有抵抗之義務,為正義而引起戰爭慘殺,雖甚遺憾,然實不得已之事”[8]。弘一法師的弟子、著名畫家豐子愷居士説得更加明確:“我們為什麼要‘殺敵’?因為敵人不講公理,侵略我國,違揹人道,荼毒生靈,所以要‘殺’。故我們是為公理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不是鼓勵殺生,我們是為護生而戰。”[9]一些青年愛國僧人更為激昂,他們堅定地認為,“以沸騰的熱血清洗國族的恥辱,於情理上實屬應分,並與佛戒不相違背”[10]。他們還以佛經為證,“菩薩見惡劫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以憐憫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11]。所以,他們認為武力抗日是菩薩的救世行為,挽救中國民眾的生命財產則是最好的積善行德。他們號召佛教徒“以悲心入軍陣”,“以憐憫心而斷彼命”。佛教有三種佈施之説,即所謂“財施”、“法施”、“無畏施”。太虛認為,這三種佈施都適於抗戰的需要,他解釋説:“在今抗戰建國時期內的中國人,當以認清並宣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義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驅除暴寇,達到軍事勝利為第一的無畏施;能將意志、力量集中於求國家民族抗戰勝利上,為最扼要的財施。”[12]佛教界的教義闡釋極大地激勵了全國佛教徒的抗日救國熱情,也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士氣。

  第三,舉行各種形式的護國息災法會,以宗教的方式表達對國家與民族未來的祝願,對抗日戰士的激勵和對死難者的哀思。早在1932年1月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後,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廟數十萬僧人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祈誦經文,詛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後勝利”。在這期間,他還多次派僧俗官員到南京,加強與國民政府之間的聯繫,“發表了堅決支持中央政府,呼籲全國團結共同抗日的主張”[13]。抗戰前夕與初期,九世班禪多次在內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廟的喇嘛修建壇城,虔誦靖國消災大經,祈禱和平,超薦抗日陣亡將士。西藏昌都地區著名活佛諾那呼圖克圖,除了呼籲“驅彼倭奴,還我故土”,表示“寧作戰死鬼,不為亡國奴”[14]的心聲外,還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傘護國法會”上傳授旨在鎮護國家,退卻強敵,息災解難的大白傘蓋堅甲咒等經咒、儀軌。爐霍、道孚、甘孜等藏區57 寺僧人還聯合致電國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屬國民,愛護國家,利樂有情,未敢後人。謹於每月東日舉行月會時,虔誠摯心,增誦經課,面向三寶,為國家民眾祈求勝利。”[15]抗戰初期,華北地區是抗敵的主要戰場,在歷次作戰中不少愛國官兵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早在1935年8月,華北僧俗就於北平舉辦了大規模的盂蘭盆法會,誦經追悼華北抗戰中陣亡的將士。上海、湖北、山西、陝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紛紛呼應北平,舉行護國息災法會。1936年5月,印光法師應邀到上海主持護國息災法會。法會期間,印光法師每日説法兩小時,他首倡獻金息災,對佛教界的捐資抗戰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1937年10月,重慶佛學社啟建護國息災法會,由能海法師主壇修法,反對日本侵略,祝願抗戰勝利。次年,湖南、漢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組織也舉辦了護國法會和紀念七七抗戰週年法會。1939年3月,戴傳賢、屈映光等人發起在重慶再次舉行護國息災法會,請藏傳佛教大師貢噶主壇,追悼陣亡將士和死難同胞。同年,著名高僧虛雲提議,“當茲抗日戰爭,兵民損傷甚眾,凡為佛子,應各發心,乃設壇每日禮懺二小時,薦亡息災。全體大眾減省晚食,節積餘糧,獻助國家賑款,均贊助實行”[16]。熱振活佛於1939 年7月7 日致電蔣介石,表示支援抗戰:“以抗戰已進入第二期,日漸勝利,為振奮全藏精神,共同向‘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目標邁進,以堵擊日寇之侵略起見,特於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剎諸處,一律設壇,進行祝我軍得勝利,並詛日政權立滅之咒。”1942年底,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慶舉行“護國息災大悲法會道場”,虛雲法師應邀赴渝主修法會,盛況空前,影響巨大。各地陸續舉辦的這些法會,同抗日救亡的時代脈搏緊密相扣,對於安慰死難家屬、化悲痛為力量、激勵繼續抗日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第四,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謬論進行猛烈的批判,對其野蠻行徑進行強烈的譴責。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圖進犯熱河一帶。九世班禪聞訊後立即致電國民政府,嚴正聲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近聞暴日不顧公理,藐視盟約,仗其武力,攻我熱榆,視彼用心,無非欲實現其大陸政策之陰謀。”[17]西藏駐京(南京)總代表兼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的貢覺仲尼,於1938年4月在徐州前線的一次獻禮儀式上,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説明“日本純是違反佛教的侵略性。他指出:“宗教是本於公理正義的,日本人從前有不少的到拉薩來學密宗,現在他們根本違背了教義。就宗教方面來説也應該制裁。”[18]“康藏民眾抗戰赴難宣傳團”1939 年正月在拉薩傳召大法會期間,深入到各大寺廟拜訪高僧,介紹抗戰情況,特別是針對日本所散佈的中國為反佛教國家的謊言,強調中國宗教信仰自由,中央歷來尊崇佛教,內地各省佛教素來興盛[19]。那時,佛界人士普遍認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因為“着了魔”,而佛教所説的“魔”又稱惡魔,意譯為殺者、奪命、能奪命者、障礙等,指奪取人類生命、妨礙善事的兇惡鬼神。日本侵略中國,濫殺無辜,已完全變成了破壞人類自由幸福、擾亂人世安寧的兇魔。日本的惡魔行徑則是由於其惡魔之心造成的,而惡魔之心主要表現為狂妄自大和貪婪自私。福善法師説:“吾人以為,戰爭之所以發生,實由於人類之自私與自大,由於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為生活邏輯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類的利益當作附屬甚至根本抹煞。由於自大,便自認為是天之選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視了他人人格之存在。”日本軍閥倡導“大日本主義”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與自大的表現。而只有“把這種夜郎自大的黷武哲學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實現的可能”[20]。總之,佛教界人士既考慮到民族的大義,又緊緊依據佛教的義理,對日本的侵華行徑進行了分析和批駁,有助於人們對日本侵華問題的思考和對民族危亡的深刻認識。

  第五,利用佛教自身的國際性優勢,開展積極的對外宣傳,揭示事實真相,揭露日本侵華陰謀,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持。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主張或採取實際的措施推動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華日報》發表專論《宗教與民族解放》,指出中國宗教界不但要負擔起對國內同胞的抗日宣傳,而且要通過國際性的宗教組織,聯合各國民眾,擴大反侵略運動,以爭取各種財力和物力的援助。1939年7月21日,國民黨中央社會部呈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稱,日本在緬甸、越南、泰國等國家,大肆進行“種種不利於我之宣傳活動……情形可慮”[21]。為此,國民黨中央社會部策劃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前往緬甸、泰國、越南、印度、錫蘭各國,進行抗戰宣傳,“聯絡各訪問地區佛教及社會人士之感情”,“設法增進各訪問地區政治當局對我之同情,募集救濟難民捐款”,“蒐集敵人在訪問地區進行活動宣傳之材料,並擬具對策”,“舉行佛學講演”等[22]。此次成立的中國佛教訪問團以太虛為團長,從1939年11月到次年5月,先後訪問了緬甸、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新加坡、馬來亞(今馬來西亞)等國家,促進了所訪各國朝野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和支持。由於訪問團的努力,緬甸華僑“倍增傾向祖國熱誠”,掀起了獻車運動,有的“個人獨獻一車”,有的捐獻10部汽車[23]。1940年10月,時任重慶市僧侶服務隊籌備主任的樂觀法師致呈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擬組織中國佛教國際宣傳步行隊,赴印度、緬甸、泰國等國家,“宣傳佛教正義和平主張,……喚起彼邦人士之同情,與我攜手,……共同撲滅此人間之魔鬼”[24]。當局立即批准了這個計劃。中國佛教國際宣傳步行隊共由5名具有佛學素養和實踐經驗的人員組成。他們在訪問期間,沿途散發日軍轟炸中國各地寺院以及殘害中國佛教徒的材料,發表演講,用親身參加戰地救護的經歷,控訴日軍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總之,抗戰時期中國佛教界的宗教外交活動,為拓展戰時外交新局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六,参與抗戰的各種後勤性工作,主要可以歸結為五類:一是掩護和救治傷員;二是掩埋戰死人員;三是收容救護難民;四是承擔搬運戰備物資;五是慰問犒勞抗日戰士。

  1933年5月7日,太虛法師在上海永生無線電台發表廣播講話《佛教與護國》,併發出通電,號召全國青年佛教徒成立護國團,支援前方抗戰[25]。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為反對內戰,趙樸初参與並聯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國佛教徒護國和平會”,任總幹事;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在“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任常委,兼任戰區難民委員會收容股主任,積極地投身於救濟戰區難民的工作,先後負責收容難民數十萬,組織婦女支前,動員和掩護300多名青壯年奔赴前線。據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濟會1938 年的一份報告稱,佛教界救護隊救護安置的負傷軍人和租界難民共有8272 人[26]。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也在“七七事變”後於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界投入抗日救國鬥爭,併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圓瑛任團長。隨後,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召集京滬各寺青年僧徒於申城成立了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京滬僧侶第一救護隊。救護隊員100人,編為3個大隊,經過一週集訓後,赴淞滬前線,從事戰地救護工作。繼上海之後,漢口、寧波、廣州、重慶、成都等地也先後建立了僧侶救護隊,其中重慶僧侶救護隊因救護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國民政府通令嘉獎。最近剛剛公映的、被稱為“中國版《辛德勒的名單》”的《棲霞寺1937》則描寫了位於南京的這座佛寺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保護營救兩萬四千多名難民的歷史。淞滬戰役結束後,陣亡的中國軍人及罹難平民屍橫遍野,慘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侶組織了掩埋隊,在範成和慧開法師的帶領下,從2 月至5 月,在上海、蘇州等地共掩埋了1 萬多具遺體[27]。湖南南嶽的僧人接受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慧旦、演文法師還請周恩來在各自的筆記本上留下了“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的親筆題詞,在當時南嶽佛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僧道因此受到啟蒙,紛紛投奔到抗戰救國的行列中來,在巨贊、演文、暮笳等法師的帶動下,許多青年佛道教徒成立流動工作團和宣傳隊、救護隊、服務隊,在長沙、湘潭、衡山、衡陽等地積極宣傳抗日,搶救難民。其中於1938年成立的南嶽僧侶救護隊由五大寺的120餘人組成,道安法師任大隊長,大定、智圓任分隊長,經過集中訓練,每遇空襲,即赴戰地救難。在內蒙的大青山地區,八路軍大青山支隊與蒙古族上層、宗教上層建立了密切聯繫和深厚友情,並依靠他們溝通了與一些偽軍、偽蒙軍的內線聯繫,取得了他們在各個方面的支持、合作和幫助。地處西北大後方的陝西也於1939年春由西北行營批准成立了“陝西佛教抗戰救亡救護隊”,奔赴山西中條山、潼關、華陰三個傷兵集中處進行救護工作。皖南事變後,永寧寺住持雪松法師組織了鹽城縣佛教界抗日救護隊,自任教官,以自己會中醫的一技之長,救護過不少新四軍傷病員,陳毅、劉少奇稱他“革命和尚”。1939年5月,班禪大師行轅暨西藏僧俗民眾又組織了以丁傑佛為團長、拉敏益西楚臣為副團長的14人代表團風餐露宿,趕赴前線,慰勞抗日將士。總之,中國佛教界在抗戰時期所從事的抗戰後勤性工作,從工作類型來講是全方位的,從參加者來講是全國範圍內的,其數之大,其功之高,實難盡述。

  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線抗戰。抗日戰爭不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在國力十分虛弱的情況下,只有全社會的支援,抗戰才有望堅持下去。1936年印光在上海發出的獻金息災倡議在社會上立即引起積極的迴響。為了支援抗戰,江蘇的許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寧寺、句容寶華山的隆昌寺等認購了鉅額救國公債。當時的晉察冀邊區銀行為籌集抗日款項發行了救國公債,因為五台山當地農民比較貧困,發行極端困難,五台山的僧人們在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感召下,積極購買公債,僅台麓寺的喇嘛廟在當時就認購了2000元。在西北地區的甘肅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縣佛教聯合會發起了捐獻“佛教號”飛機運動,廣大佛教徒紛紛響應,慷慨解囊,購買飛機,支援前線。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問抗日將士和傷兵難胞,捐獻了5000元的醫藥費和一些慰問金。那時,拉卜楞寺嘉木樣五世曾派兄長黃正清在蘭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進會”,兩次組團赴抗日前方慰問抗日將士,並捐獻出可購30架飛機的巨資30萬元銀幣。為了表彰嘉木樣五世的抗日愛國精神,1946年國民政府特賜“疏財衞國”[28]匾額一塊,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羣眾省吃儉用,捐贈國幣500萬元。用這筆錢可購飛機25架,組成近3個空軍大隊[29]。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裏,中國失去獲取外援的重要國際通道時,古老的康藏印驛運線又發揮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資料表明,這條驛運線上經常有馱馬3 萬多頭往返,每月由印度運出物資約4000馱,合240噸。照此計算,每年可運物資3000噸(單程)。而在這些馬幫中,有許多人是西藏寺廟派出的僧侶。他們用自己的汗水和鮮血支援了抗日戰爭[30]。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為抗戰募捐,到戰地搶救傷患,被稱為“戰神之敵”。他通過各種渠道,在國內外募得國幣3.24萬元,分別匯給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團體、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31]。1938年秋,圓瑛回國視察各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的情況,瞭解到經費仍十分困難,遂於當年冬天再次到南洋一帶進行愛國演説,發動籌募“一元錢救國運動”[32],又為祖國籌集了一筆經費。中國佛教界的抗戰捐款活動在當時形成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顯示了中國佛教界熾熱的愛國情懷,也激勵了全國人民支援抗戰的熱情,在中國宗教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筆。

  第八,脱去袈裟,直接參戰。隨着日本侵略的不斷加深,在解決了戒殺與抗日之間的矛盾、並理解成佛與降魔之間的關係之後,中國佛教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直接投身於抗日的戰場。1938年3月2日,山東招遠陳言忠利用普雲佛教會負責人的名義,樹起抗日大旗,稱“普雲佛教抗日救國軍”,隊伍很快發展到1000多人,一次戰役後隊伍被擊潰,餘部由王先春率領投奔八路軍。1938年4月,五台山台懷鎮內48座青廟和21座黃廟的1700餘名各族僧侶聯合成立“佛教救國同盟會”,首開全國宗教界抗日的先例。從1938 年秋至1939 年春,大約有100餘名五台山僧人蔘加了八路軍,其中包括菩薩頂等10 處藏傳佛教寺廟僧人30 餘人。他們被編入晉察冀二分區四團,人稱“僧人連”[33]。住錫廈門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師提出“唸佛不忘救國”並把自己的居室稱為“殉教堂”之後,同在閩南的宏船法師也以出家人的名義加入抗日救護軍。由於他寬宏大度,帶兵有方,很快就由一般隊員升為救護隊大隊長。江蘇省宜興縣龍池山恆海和尚,出家前畢業於保定軍校,後入佛門修習禪學,深得禪髓。日軍進犯宜興時,他召集僧俗千餘人,組建抗日遊擊隊,轉戰於蘇皖等地,屢挫日軍,不幸於1938年在一次戰鬥中以身殉國。像這種直接參展的僧人在當時雖然還只是少數,但他們卻以實際行動和自我犧牲,代表了中國佛教界的抗敵激情,既為中國抗戰史增添了鮮活的內容,也為中國佛教史留下凝重而新奇的記憶。

  第九,對不辨是非、助紂為虐的日本佛教團體和佛教信徒的謬論與行為進行抨擊。公元6世紀中葉,佛教自中國和朝鮮傳入日本。佛教自傳入日本之日起就表現出極強的“鎮護國家”的政治色彩,因此日本佛教的發展得到國家、貴族的支持和扶助。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府就發佈訓令,讓佛界人士學習宣傳“神德皇恩之説”、“人魂不死之説”、“愛國之説”、“神祭之説”、“君臣之説”、“父子之説”、“夫婦之説”等思想,利用宗教進行對外擴張也逐漸成為日本的基本國策。而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聽命。這樣一段時間以後,日本“佛教教義的本色,已經滅絕難見了”[34]20世紀上半葉,日本佛教的絕大多數宗派都積極追隨軍國主義,鼓吹日本佛教必須對外擴張,提倡迎合統治者需要的“忠皇愛國”思想,公然宣揚:“發揚皇國宗教之本旨,從而走向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並期待着協助確立世界新秩序;獻身於宗教報國之實踐,以期通過各自職分戮力同心而效天業奉贊之誠。”[35]日本侵華戰爭發生後,侵略者竟然把這場非正義戰爭説成是“弘揚佛教的聖戰”,對日本國內一些反對侵略戰爭的佛教宗派則予以迫害和鎮壓,而日本佛教界絕大部分都對戰爭表示支持。“戰時日本佛教簡直好象發了瘋一般”[36],他們完全“被頑冥不靈的黷武主義者拖入了這次中日戰爭與世界戰爭的漩渦裏不能自拔”[37],他們向前線派出隨軍僧,指使他們在戰地傳教、慰問官兵、為陣亡將士超度亡靈,充當日本軍隊的幫兇。面對多數日本佛教組織和佛徒昧於佛教大義、甘心受本國軍閥的驅使、支持並参與侵略戰爭的現實,中國佛教徒深感遺憾和痛心。佛界人士首先對當時的日本佛教進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除了學理的研究以外,其餘的部分都是半武士道的神社宗教”,“所以日本人所説的佛教不是純正的釋迦牟尼的教義”[38],它已變了質,“成為侵略的最大利器”,“所以佛教國際間很早就有人説日本的佛教是沒有靈魂的屍體”[39]。他們“已成為日本軍閥的鷹犬”,“失卻佛教偉大的精神,而偏陷入於狹隘的國家種族的觀念了” [40],嚴重玷污了佛教和平、慈悲的形象。中國佛徒呼籲日本同仁迅速覺醒,棄惡從善,別再為虎作倀,別再做侵略中國的可恥工具。中國佛教界對日本佛教界的批判儘管在當時並沒有起到喚醒日本佛教界的作用,但它在國內和國際範圍內揭露了日本佛教界支持侵略的妄言與惡行,維護了正統佛教的形象,展示了中國佛教堅持真理、抑惡揚善的光榮傳統。

  第十,提出佛教關於制止戰爭的理論和方法。太虛認為,佛教“是世界上杜絕戰爭永保和平的最有效辦法”,佛教徒則“是人類中消滅戰爭創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41]。居士黃健六則從戰爭期間民眾心理建設的角度,論述了佛教“業報”理論對於抗戰的重大作用。他説,此次中日戰爭,日軍雖逞兇一時,但中國多數民眾眾志成城,不屈不撓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勝利,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可是難民區中,卻有很多人動輒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難歸之於命數,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聽天由命。這種心理對於抗戰建國是有害的。這些人應該學習並遵循佛教“業報”法則,明瞭現實苦難的“業因”,其內因正是自身的“懶惰性與依賴性”,外因則是日本的野蠻侵略,而只有消除這些“惡因”,才會有安寧幸福的“善果”[42]。福善法師認為,心地是人類文明或野蠻的總根,要淨化世界,首先要淨化人類的心靈。心理上做到種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類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肅清黷武思想,就能永絕戰爭。所以,中國對日本應採取“攻心”的辦法,幫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黷武思想,一概掃除乾淨,而以‘世界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為心,以‘普利宇宙眾生’為心”[43]。很多佛教徒也指出,現在日本到處侵略、強暴別國,“都是由於貪心的逼露,因為有了貪心,所以就侵略別人的土地,燒殺他人的生命、財產”。而佛教有“無貪”的教諭,強調不是自己的東西,就不貪取。“這‘不貪’的心理,傳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個個都做到佛教所説的‘不貪’,那麼,侵略強暴的現象就可消滅”[44],日本就會停止侵略,亞洲就會出現和平。

  通過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佛教界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的回顧與分析,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上馬殺賊下馬學佛”這種奇特的戰時佛教形態,並從中得到以下幾點關於中國佛教特性特別是中國佛教與社會關係的啟示:

  第一,中國佛教是慈悲為懷的宗教,在民族危難,百姓慘遭戰爭之苦的時候,佛教能夠站出來採取各種方式救濟和保護難民,充分顯示了中國佛教的悲憫之心和救世之情;

  第二,中國佛教是善惡分明的宗教,它雖然講“空”,但並不礙對“有”的全面體察,它對現實社會有深刻的理解,對人情世故有清晰的認識,對正義與非正義有明確的分別,這既符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國佛教的基本特色所在;

  第三,中國佛教是愛國的宗教,歷史上佛教始終把護國作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圖永固”作為理想的目標,把“報國土恩”、“報國主恩”作為內心修煉的重要內容,所以,中國佛教能夠主動而積極地維護國家利益,在國難當頭之時,更能夠為國家着想,始終保持既愛國又愛教的優良傳統;

  第四,中國佛教是“契機”的宗教,它能夠與時俱進,隨時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來調整自己,使自己的理論與實踐在“契理”即符合佛教基本原理的同時,也能夠“契機”即符合時代的要求,從而始終使自己與中國社會處於相適應的狀態,這既為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自己價值的充分發揮提供了可能,這種“契機”的傳統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濃厚;

  第五,中國佛教是入世的宗教,它把成佛作為佛教的最高理想,但強調成佛只能在現實世界中修行,只能在此岸最終實現,所以它的基本理念就是出世的精神和入世的行為,即以出世的心態做各種入世的事,特別是經過抗戰時期的調整,中國佛教中的人間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延續不斷的佛教潮流,至今已經成為兩岸中國佛教的主流;

  第六,中國佛教是愛好和平的宗教,它呼籲抗戰和参與抗戰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反侵略的正義戰爭來制止破壞和平的非正義戰爭,以維護人類的和平、眾生的安詳與社會的穩定。

  總之,在60年前的那場正義與非正義激烈較量的戰爭中,中國佛教與全國其他各階層力量結成廣泛而堅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上馬殺賊下馬學佛”的戰時佛教形態。中國佛教的這一光輝歷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國佛教是一個慈悲的宗教、善惡分明的宗教、愛國的宗教、契機的宗教、與社會相適應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愛好和平的宗教。

  [1]《佛海燈》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2日。

  [2] 圓瑛:《致日本佛教界書》,黃夏年主編《圓瑛集》第14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3] 歐陽漸:《與陶居士書》,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下冊第89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4]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4 頁。

  [5] 秦啟明:《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第506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印順:《太虛法師年譜》第181頁,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7] 《海潮音》1938年,第19卷第7期。

  [8] 天慧:《美記者訪問佛教領袖記》,《海潮音》第26卷第5期,1945年5月1日。

  [9] 陳星:《護生畫集》第1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本。

  [10] 繁輝等:《我們是一支降魔生力軍》,《海潮音》第26卷第2期,1945年2月1日。

  [11] 彌勒著、玄奘譯:《菩薩戒本》,《大正藏》第24冊,第1112頁上。

  [12]《太虛大師最近的護國言論》,《海潮音》第22卷第5號,1941年5月1日。

  [13] 牙含章:《達賴喇嘛傳》,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15 頁。

  [14]《蒙藏月報》1931年,第9卷第1期。

  [15]《康導月刊》,1939年第11期。

  [16] 岑學呂:《虛雲法師年譜》第83頁,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17]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304頁。

  [18]《申報》1938年4月13日。

  [19] 劉曼卿:《國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紀實》,民族出版社1998版,第16頁。

  [20] 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

  [21]《社會部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呈稿》,《民國檔案》(3)第39頁,1996年。

  [22]《策動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辦法大綱草案》,《民國檔案》(3)第39頁,1996年。

  [23]《佛教訪問團總報告書》,《民國檔案》(3)第42頁,1996年。

  [24]《中國佛教國際宣傳步行隊致社會部呈》,《民國檔案》(4)第3頁,1996年。

  [25]印順:《太虛法師年譜》第195頁,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26]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冊)第939頁,台灣東初出版社,1984版。

  [27]葛壯:《宗教和近代上海社會的變遷》第237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

  [28] 另據王勁著《甘寧青民國人物》(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頁所説,這次捐款總數為90萬元銀幣,可購買的飛機總數則還是30架。另外,根據該書所説,中央政府贈送的牌匾為“輸財為國”。

  [29]《蒙藏月報》第16卷,第9、10期合刊。

  [30]《邊疆通訊》第3卷,第8期,第17頁。

  [31]《圓瑛等致內政部呈》,《民國檔案》(3)第37頁,1996年。

  [32] 遊有維:《上海近代佛教簡史》第133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33] 辛補堂:《抗日救國匹夫有責》, 《西藏民族宗教》1995 年第2 期。

  [34] 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04頁。

  [35] [日]中濃教篤:《戰時下的佛教》第79頁,國書刊行會,昭和五十二年。

  [36] 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6月版,第166頁。

  [37] 醒心:《讀陳立夫先生言論有感》,《海潮音》第27卷第4期,1946年4月1日。

  [38] 法舫:《佛教短評》,《海潮音》第21卷第5、6號合刊,1940年6月1日。

  [39] 廣文:《從佛教的立場上分析勝利的意義》,《海潮音》第26卷第12期,1945年11月1日。

  [40] 象賢:《忠告日本佛教徒》,《現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10日。

  [41] 太虛:《告全世界佛教徒》,《海潮音》第26卷第10期,1945年10月1日。

  [42] 黃健六:《抗建青年之心理建設》,《海潮音》第23卷第7期,1942年7月15日。

  [43] 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

  [44] 演培、賢惟:《記孔副院長講演》,《海潮音》第21卷第5、6號合刊,1940年6月1日。

責任編輯: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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