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法與教規相得益彰 完善宗教管理亟待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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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7月16日至17日,由國家宗教事務局主辦、國家宗教事務局宗教研究中心承辦的“國法與教規關係”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正如王作安局長所強調的,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與教規的關係,是全面依法治國在宗教領域的具體體現和必然要求。正確認識和處理國法與教規的關係,鼓勵宗教界把國法與教規有效銜接起來,把愛國與愛教有機結合起來,把政府依法管理與宗教界依據教規自我管理全面協調起來,對於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對於維護宗教領域正常秩序,對於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把法制引進宗教,以依法治國的方式推進宗教工作,這是貫徹中央十八大以來關於宗教工作新的決策部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在推進宗教工作法治建設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國法與教規的關係問題,橫亙在世人面前,需要探討和釐清。這一關係問題,既不能迴避,又不可對其含混不清。樹欲靜而風不止,解決擺正國法和教規的問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營造團結穩定社會局面的重大問題,在新形勢下,是順應客觀形勢,處理好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首要問題。

  在我國,國家的法律簡稱“國法”,廣義的國法還包括行政法規和國家部門規章。最近,有的學者把地方立法、地方行政法規及地方規章統統延伸列入國法,筆者不太同意這種劃分,理由是這樣劃分沒有在同一思維中堅持把“全國人大及中央政府和國家部委制定”這樣的同一標準進行劃分,混淆了國法和地方法的界限。就目前統計,圍繞宗教方面的國法多達40餘件,因此,對於宗教接受法律調整的空間和範圍還是很大的。

  教規是指教義和規約,通常是指宗教及其教派團體所通過的教義和規範規則。例如,由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著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團體教規制度彙編》,劃為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5部分,收錄的《中國佛教協會章程》、《漢傳佛教教職人員資格認定辦法》、《中國道教協會章程》、《道教宮觀管理辦法》、《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章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章程》等法規》都屬宗教教規範圍。

  一,國法和教規的關係首先表現為屬種主從關係,法主教從是主從關係的本質屬性。

  法律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是治國的根本手段,具有國家強制性,任何公民,公民組織都必須遵守國家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都不得例外。宗教界人士不管身份有多顯赫,社會地位有多高,都必須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毫無例外地遵法守法,做合格公民。由於有些宗教界人士身份特殊,地位優裕,權力相應增大,那麼,他的社會責任和應盡義務也相應要求增多,而不是減少,更不是因此成為法外公民、成為不受法律監督和約束的特殊公民。

  教規是宗教各派團體為了保證本教的教義性質延續不變、純潔正行所制定的規範規則,對本教信徒具有約束力。我國五大宗教團體幾乎都把遵法守法、愛國愛教作為加入團體的必要條件,具備遵法守法、愛國愛教的的公民才有可能成為宗教職業者。因此,國法與教規,從公民受法律調整的範圍來看,據近期相關機構調查,我國信教公民約3億人,這個數字雖未經官方公佈,但被普遍認可。由於我國擁有超過13億人口,信教公民在全民所佔比例不大。依據邏輯思維定律,具有屬種關係:“公民”(包括“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概念的部分外延與“信教公民”的全部外延重合的關係。這就是説,在概念“公民”和概念“信教公民”的關係上,如果所有的“信教公民”都是“公民”(所有s都是p),但有的“公民”不是“信教公民”(有的s不是p)那麼“公民s”和“信教公民p”這兩個概念之間就是屬種關係。其中,外延大的概念“公民”叫屬概念;外延小的“信教公民”概念叫種概念。由此可見,國法調整的範圍是全體“公民”,而教規所約束的只是部分“公民”,推出的結論應該是:國法大於教規,教規必須服從於國法;在我國實現國法主教規從是必須的的關係格局。宗教界遵循兩個嚴守:一要嚴守國法,二要嚴守教規,做到了這兩個嚴守,國法和教規才會相得益彰,優勢互補,才可有力地剷除邪教,防止宗教極端思潮的滋生,維護社會穩定,提高社會和諧慈善文明程度。

  二,國法和教規只可相得益彰,優勢互補;不可二律背反,相互撕裂。

  根據我國政教分開的原則,宗教信徒如果違反了國法,那麼,就一定違反了教規,就一定會受到國法和教規的雙重追究;倒過來説,宗教人士如果違反了教規,那麼,倒不一定就違反了國法,沒有違法,最底線是退出教外,不再當宗教界人士,依舊還是公民。這不僅是屬種關係的一個明顯特點,也是受“信教自由”和“政教分開”國情決定的。國法與教規有着彼此分離,各自調整的合法空間狀態。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黨的宗教工作方針主要強調宗教必須要與社會相適應(主要針對教派團體),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再用行政的手段干預團體教派內部事務,教內事務主要由教派團體自己去處理。這樣就極易出現兩種現象:少數違法人員為了規避法律制裁,混跡於宗教界,戴上宗教帽,披着宗教衣,由於很難發現其違法身份,實施國家法律對其打擊的力度受到阻礙,加之目前我國宗教管理只是處在行政許可登記,年末年審等淺層面,相關民政、文化、公安等處在間接管理狀態,幾乎沒有稽查力度,一旦宗教界有人違法,公安立案反而遲緩,宗教界成了這些人的防空洞、保護傘,這是一種現象;另一種現象是,教派團體只是一種社團組織,沒有強制力,完全靠着宗教界人士自覺遵守教規,倘若有人不自覺,違反了教義教規,使得教不像教派不像派,與全民想象中的主流教派完全走了樣。如漢傳佛教要求僧人奉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嚴守戒律,獨身、素食,而有人卻把寺院建成斂財斂色的場所,修建寺院與社會開商店沒有區別。僧人在社會上喝酒吃肉成了常態,不少人娶妻生子,返俗不回家,繼續頭頂“釋”字借寺斂財斂色,讓人感覺這樣的人,大和尚身邊確實不少,國法基本不管,宗教團體又奈何不了,久而久之,容易二律背反,就會影響和撕裂信教羣眾的信教信心,損害教團社會形象,處理不好還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所以,把法制引進宗教,以依法治國的方式推進宗教工作,是使國法和教規相得益彰,優勢互補,避免二律背反,相互撕裂的必要途徑。

  三,完善宗教管理,增大團體控制能力。

  我國宗教管理階段,目前還只是處在“行政登記”和“年末審查”淺層管理現狀,把法制引進宗教,深層以依法治國的方式推進宗教工作還只是跟進和探討階段。儘管國宗局在多年來也牽頭聯合發佈了一些規範性文件,如《關於鼓勵和規範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意見》、《關於處理涉及佛教寺廟、道教宮觀管理有關問題的意見》以及《關於開展整治違法違規設立功德箱等借教斂財問題專項工作的通知》等,這些文件從牽頭啟動到促成聯合發文,確實經歷了非常不簡單的過程,證明國宗局確實在宗教管理這一塊,調查了實際,掌握了情況,動足了腦筋,開展了工作。針對宗教界出現的亂象和典型性問題旗幟鮮明地擺出,並提出了相應的整改措施,這些文件在全國整治宗教亂象,解決宗教問題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有現實指導和歷史的意義。但是,規範性文件的出台總是要求在地方基層得到落實,如果好的文件被束之高閣,並不執行,那再好的文件也就是一疊廢紙。從在全國執行的情況來看,這些文件所起的作用有限,並沒有形成震撼力和威懾力,連一陣風都刮不起來,宗教場所被承包,道場商品化、借教斂財以及亂設功德箱等問題依舊我行我素,得不到根治。究其原因還是地方各級宗教管理體制不能和國宗局保持相承造成的。

  我國地方各級宗教管理體制大體分為三類型:一是黨政混合型,即統戰部部長或副部長兼任民宗局局長,受黨政雙重領導,這類體制黨政職責不分,以黨代政,結果兩方面工作都受制約;二是行政獨立性,民宗局是政府職能部門,對政府負責具有相對獨立性地代表政府管理宗教,這種類型就目前的情況來説。具有可繼承性和可塑性,對於承擔“宗教立法”,配備高素質執法隊伍,確實是首選,國宗局就是這類體制;三是經濟管理型,把宗教和旅遊等經濟管理機構捆綁在一起,這類體制最落後,最易滋生社會腐敗,説它落後和腐敗,是因為它是“宗教搭台,經濟唱戲”的翻版,也是各地比較罕見的奇葩體制,如湖北黃岡某縣宗教管理部門的全稱竟是“xxx縣宗教事務和旅遊局”,這種帶連詞的宗教管理單位名稱,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讓人頓生莫名其妙、不可思議及匪夷所思的感覺,應及時擯棄不用。

  (一)建立全國各地統一名稱的綜合運用國法致力宗教管理的政府行政獨立機構;(二)爭取宗教立法;(三)招聘和啟用一批具有法學知識、至少具有法學概論知識結構的人員承擔宗教管理。徹底改變宗教管理人員業務素質低,道德水準差的現狀。

  同時,要增大團體對組織人員的控制能力,各派宗教團體長期以來,都各自制定了加入組織的門檻規定,有堅持學習教義、教規的制度,有接受訓誡、持戒的形式,這雖然是好的一面,是源泉性管理的一面,但是,現代管理的5要素告訴我們,沒有過程控制的源泉性管理是不完整的管理,也是沒有生命力的。所以,要加強對宗教組織人員的教義教規學習情況監督落實,不致流入形式,更不能借戒斂財,貽害千古。教派團體要建立教義教規學習監督機制,建立道風道貌的督查體系。在教派團體內,既要堅持屬地區域督查,又要實行分級督查,一級管着一級,對違反教規者,可以及時發現,及時糾正,不致算總賬,因算總賬代價太大,確保“主流教派在民眾心目中不走樣”,以改變當前某些教派在社會上的不良形象。

  四,牢記習近平主席關於“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在國法和教規各自調整情況下堅持“法律優先”。

  把法制引進宗教,以依法治國的方式推進宗教工作,真正使宗教事務步入司法程序,充分調動宗教團體的積極主動性,引導其與社會相適應,為社會進步,共築中國夢貢獻正能量,在國法和教規彼此分離,各自調整情況下堅持“法律優先”原則。

  如前所述,國法與教規有着彼此分離,各自調整的狀態,譬如,教規只能對其內部單位和人員作出規範規定,內部以外出現的民間宗教、披着宗教外衣招搖撞騙的非法分子,甚至某些邪教、宗教極端主義等等,則應該依法劃清性質,該保護的保護,例如民間佛教;該制止的制止,例如披着宗教外衣招搖撞騙的非法分子;該遏制的遏制,例如邪教和宗教極端主義等等。這樣,保護了合法,打擊了犯罪,就能最終實現習近平主席關於“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制滲透、打擊犯罪”的20字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習主席提出的20字“處理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是我國宗教管理在長期的實踐中的經驗總結,也是當前宗教法制建設的需要,更是擺正、處理國法和教規之間關係的理論精髓和法寶。處理好了國法和教規之間的關係,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以及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會增加保障。最近,筆者欣慰地看到:不少省級教團針對宗教界出現違反教義教規現象,結合展開國法和教規關係的討論,紛紛向團體內發出倡議,要求各宗教派別所有人員恪守教義教規,注重道風道貌的維護,維持教團人員在社會公民羣眾的良好形象。(文/武採鴻)

責任編輯: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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