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成:“不依國主 法事難立”論應當慎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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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師

  近幾年,人們對宗教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時常引用東晉僧人道安法師“不依國主,則法難立”的名言。(《愛國主義教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頁)以此來鼓勵和教導僧人們堅持愛國主義立場。我認為,道安法師的一席話是針對當時皇權專制時代特定的環境而發出的無奈感歎,純屬無奈之舉。在當今社會主義文明與法制時代照搬過來,把它作為對佛教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警句,有失準確與恰當。理由如下:

  據《晉書·石季龍載記下》中記載:東晉時代由於佛教傳入不久,加之國家分裂、社會混亂,戰爭頻繁,有些國家的皇帝把佛教視為西方的神,進行崇敬,目的是為了保佑自己的江山皇位永固。所以,當時佛教大師們傳教方式是以皇帝和宮庭為主,以神變、神通為弘法方式。而神變出於禪修,禪修達到高深的境界時,才能達到“雷霆不能駭其念,火燋不能傷其慮”(《人本欲生經注》)的境界,能夠發生種種神變(《安般注序》)。例如,以道安法師的親教師佛圖澄為代表的部分佛教大師們,就是利用其超人的能力——神通與神變在宮庭為皇帝服務,弘法的對象只限於宮庭及上層。但是,佛教的神變和神通並不是每一位僧人能夠通過修禪獲得的,一旦達不到皇帝的要求,僧人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以至株連整個佛教被廢。例如後趙的冉閔(約322—352),曾訪僧人法饒,問以軍國大計,不驗而被殺。這一事件,致使後趙境內佛教徒普遭厄運,許多僧人遭到迫害。於是,僧人們紛紛逃離鄴地,成為難民,道安法師也是其中之一。從這時起,道安法師及其弟子被迫離開了襄陽,開始了避難和隱居的生活,他“率眾入王屋、女林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從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佈。’鹹曰:‘隨法師教。’”(《高僧傳·釋道安傳》)這就是道安法師“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論產生的背景。

  從上述記載看,道安法師的一席話是針對當時北方混亂、佛教徒傳教必須討好、逢迎和依傍“國主”的事實而言的,其中“今遭凶年”一句,應是特指“冉閔之亂”出現的廢佛事件。因為後趙國的石氏(石勒、石)曾竭力標榜“佛是戎神”,極力尊崇佛教;但是到了冉閔時代,卻因“訪僧人法饒,問以軍國大計不驗”而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躬率趙人誅諸胡竭,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曾經被作為敬奉“戎神”的寺院與僧尼,也遭到嚴重衝擊。這“一崇一廢”的巨大的落差,完全憑當時統治者個人的一念之差。道安法師根據“一崇一廢”事件,深刻總結出兩個關係到中國佛教前途命運的重要結論:第一,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論,他認為,這種依傍“國主”進行的弘揚佛法的方式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既是無奈的,也是必須的。因為在皇權專制條件下,離開了皇帝個人的支持,佛教是難以生存的。第二,他認為單純地依靠個別“國主”的扶持、依靠道術神通來引起人們對佛教的注意弘法方式,是十分脆弱和靠不住的。由此他提出必須採取新的弘法方式,擴大弘法對象:即“教化之體,宜令廣佈”的主張。他認為,佛教要在中國發展壯大,不能只依傍“國主”這一條路,在依傍“國主”的同時,還必須廣佈常宣,培養一個深廣的社會奉法階層。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佛教廣播弘傳,源源流長。為此,道安法師對其弟子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派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明確告誡法汰等人要針對江東士大夫“好尚風流”的特點,發展士大夫佛教層。他的另一著名弟子慧遠法師就是依照這一師教,重點在東晉士族中發展對象,終於形成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士大夫佛教”,慧遠法師也就成為南方佛教的領袖。從此,佛教開始在士大夫階層和廣大民眾中進行廣泛傳播。

  由此可見,道安法師從後趙的石勒、石虎佞佛到冉閔廢佛這一個巨大的落差,提出了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論,是對其師佛圖澄等前輩大師傳教弘法方式和弘法對象的總結與質疑,是對皇權專制社會個人專制的一種批判,又是對其弟子們發出的一種無奈警告,是道安法師面對皇權專制的外部條件,苦苦探索如何弘法的吶喊與思考,其結論是極其被動的與消極的,也是萬般無奈的。因此,這樣的結論只能是佛教界作為皇權專制體制下弘法與生存的經驗總結。同時,也為中國歷史上發生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一個最好的註腳。而不能作為社會主義時期對佛教僧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經典結論和歷史依據。這是因為:

  第一,在社會主義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制定了憲法和法律,從根本上廢除了皇權專制時代個人統治與個人專斷的政治體制;

  第二,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中共中央還提出政府處理與宗教界關係的原則是“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佛教界的生存與弘法事業的發展,受到國家法律、黨的政策的雙重保障。這些法律規定和政策保障是不以領導人的個人意願改變而改變,不以領導人的職位變更而改變的;

  第三,雖然中國曾經發生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面禁止宗教的事件,主要原因是黨和國家的民主與法制原則受到破壞所致,與皇權專制時代皇帝個人一念之差有天壤之別。“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中共中央深刻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發出[1982]19號文件,徹底摒棄了在宗教問題上“左”的指導思想和政策觀點,“尊重和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為黨的宗教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得到全面落實。“文革”中那種破壞民主與法制的錯誤永遠不會再次發生;

  第四,僧人們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佛教界的歷史選擇,是積極的、向上的、自覺的行為,是發自佛教界內心的知行統一。與道安法師當時依傍“國主”進行弘法和依傍“國主”求其生存的無奈之舉具有本質區別。

  綜上所述,中國當代與道安法師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論的時代,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時代,具有天壤之別。如果把道安法師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論作為當前對佛教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經典語言,從政治體制、政治文明、民主法制、信仰自由等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時代差別,不能同日而語。毫不客氣的説,把“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論生搬硬套過來,有貶低當代社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主法制社會之嫌。因此,我在此斗膽建議,道安法師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論,不能作為今天對佛教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經典語言使用,至少也要慎用。

責任編輯: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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