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交40載:習仲勛與十世班禪的深厚因緣

  新中國成立後,習仲勛無論在地方還是在中央工作期間,都曾將很大的精力傾注於黨的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為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作出了重要貢獻。在習仲勛結交的大批黨外朋友和知名人士中,十世班禪是很具代表性的一位。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習仲勛與班禪結下了深厚友情。習仲勛比班禪年長25歲,堪稱忘年之交。

忘年交40載:習仲勛與十世班禪大師的深厚因緣

   1951年4月22日,習仲勛(前左)率領西北軍政代表熱烈歡迎途徑西安赴北京的第十世班禪(前右)。(圖片來源:中國西藏網)

  新中國成立情初結

  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俗名貢布才旦,1938年2月19日出生在青海省循化縣,後被確認為九世班禪轉世靈童。1949年8月10日在青海塔爾寺舉行坐牀大典,正式成為活佛。9月5日青海解放,不滿12歲的班禪,毅然留在了大陸。

  青海解放後,班禪即派人同中共方面接洽。當時習仲勛擔任西北局第三書記兼西北軍區政委,同班禪方面建立了聯繫。

  習仲勛第一次與班禪會面是在1951年4月中旬,那時班禪率領班禪堪布會議廳官員赴京途經西安,習仲勛作為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到機場迎接。班禪走下飛機時,一個眉清目秀、和善聰慧、舉止文雅、彬彬有禮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現在習仲勛的眼前。在飛機舷梯下,班禪緊緊握住習仲勛的手,心情激動地説:“我們是專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願親口轉達給毛主席。”在當晚歡迎會上,班禪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決心與西藏各界愛國人士一道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團結努力奮鬥。班禪的愛國熱情和坦誠豪爽的性格給習仲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天習仲勛把他接到西北局大院自己家中,班禪與習仲勛的大兒子習富平同齡,兩人很快就玩到一塊。

  4月27日,班禪率領的致敬團到達北京。此前的4月22日,十四世達賴喇嘛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全權代表的和談代表到達北京。

  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李維漢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談判,在達賴喇嘛、班禪的積極響應和努力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簽字。

  1951年12月15日,班禪自青海西寧返藏前夕,習仲勛受中央委託,代表毛澤東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專程赴西寧為他送行。班禪及班禪堪布會議廳派了喇嘛儀仗隊歡迎習仲勛。在西寧各族各界1000多人士參加的歡迎大會上,班禪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激動地説:“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與中國各兄弟民族的熱誠幫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跟着共產黨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國各兄弟民族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別的道路是沒有的。”班禪這段話情真意切。他的前世即第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由於同十三世達賴喇嘛失和,被迫離開西藏,長期流落內地達26年,直到圓寂時也沒能回到西藏。如今,返藏的願望終於由十世班禪實現了,他的高興、激動是很自然的。

  這次見面,習仲勛和班禪進行了深入而友好的交談。習仲勛説:你回西藏後不要急,要照顧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內部的團結,這樣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習仲勛還根據中央的精神,向我黨派去陪同班禪進藏的負責同志交代了做好西藏工作的意見。分別之際,班禪很動感情,他緊握着習仲勛的手説:“習書記,我一定不辜負黨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託,不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努力做好民族團結工作……”

  1952年4月28日,班禪抵達拉薩。自那以後到1962年,習仲勛受中央委託,一直負責同班禪聯繫,他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在北京的每年春節,班禪只要在京,習仲勛全家必有一天是和他在一起度過的。

忘年交40載:習仲勛與十世班禪大師的深厚因緣
 1986年4月,習仲勛與班禪(右)、阿沛·阿旺晉美在一起

  歷經坎坷情可貴

  十世班禪性格剛直豪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一點習仲勛十分了解,而且認為非常難得。正是由於有這樣的瞭解,習仲勛對他一直是坦誠相待,以心換心。習仲勛常對他説:“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為了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我們兩個人什麼話都可以説,我有錯誤你批評,你有錯誤我批評,實事求是。”

  西藏和平解放後,班禪十分關心西藏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積極擁護西藏的民主改革。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為了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反對民主改革,公然撕毀17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鑑於這種情況,國務院下令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地方政府職權,任命班禪為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並確定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

  西藏地區民主改革後期,出現了一些“左”的偏向和不切合實際的做法,一些地區的藏民有比較大的抵觸情緒,向班禪反映了不少意見。班禪也對一些漢族幹部的工作作風很不滿意,到北京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等同志都分別聽取了班禪的意見。毛澤東稱讚班禪敢於講真話的好作風,並對他提出的一些好意見給予了肯定和鼓勵。

  這期間,中央派國家民委副主任楊靜仁去西藏調查。1961年1月,鄧小平在聽取了楊靜仁的彙報後,指示西藏民主改革後要防“左”、防急,並且確定西藏穩定發展、5年不辦合作社的方針。此後,班禪回西藏主持工作,併到其他藏區視察。1962年5月,他向國務院呈送了一份《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對西藏和其他藏區工作的批評和建議,全文合計7萬多字,被稱為《七萬言書》。報告共分8個部分:關於平叛鬥爭;關於民主改革;關於農牧業生產和羣眾生活;關於統一戰線;關於民主集中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宗教;關於民族工作。報告比較系統地、直言不諱地分析藏區工作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失誤及其原因,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鋭的批評,也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和建議。

  黨中央、國務院對此十分重視,認為班禪的大部分意見和建議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話是過頭的。習仲勛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祕書長,受周恩來的委託多次去看望班禪並同他交談。班禪火氣很大,也説了一些激烈的話。習仲勛充分肯定了他敢於向黨直言不諱地提意見的可貴精神,同時勸他不要動氣,不要説氣話。對習仲勛的勸説,班禪消了氣後説:“你講的我接受,你從小看着我長大,從一開始就幫助我,你是代表黨的,作為個人又是朋友。你是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該説的氣話已經説出去了,我今後注意就是了。但我説明,我是真心為黨好的。”

  在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下,經過李維漢、習仲勛等同班禪反覆交換意見,最終形成了旨在西藏工作中糾“左”防急的4個文件,並報經國務院批准。遺憾的是,在1962年秋的八屆十中全會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在全黨開始蔓延,有些人認為《七萬言書》是“農奴主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是一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綱領”。班禪和李維漢等,包括習仲勛在內,都因此被批判。再加上受小説《劉志丹》案的影響,習仲勛也陷入沉冤。從此他和班禪的交往中斷了十幾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習仲勛和班禪的冤案都得以平反。老友重逢再相見,感慨萬千。班禪見到習仲勛時很不安地説:“因為我的《七萬言書》,把你給連累了,真對不起。”習仲勛對他説:“這不是誰連累誰的問題,我們都受到了鍛鍊和考驗,增長了見識,黨對你是瞭解的。”

  劫後相交情更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十世班禪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撥亂反正的決策,積極協助黨中央落實民族宗教方面的各項政策。黨中央對班禪也給予充分的信任。

  1980年底,習仲勛從廣東回到中央後又分管民族、宗教、統戰等工作,先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班禪此時也肩負着國家領導人和宗教領袖的雙重重任。儘管他們在這一時期各自擔負的任務更繁重,工作更繁忙。但是,他們見面交往的時間並沒有減少,坦誠相見的習慣一如既往。

  每當班禪視察、出國和進行其他重大活動時,習仲勛總是勸告他:一要注意身體、安全;二遇事要冷靜、不要動氣。班禪每次回來總是來找習仲勛談談心,什麼話都談。習仲勛對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每一次成績和進步都由衷地感動高興,對他的工作也大力地給予支持。

  1982年的一部電影《少林寺》,使千年古剎少林寺雄風重振。自1984年4月少林寺開始獨立經營,門票權和寺院的管理權都交給了僧人,僅當年門票就有不少的收入。少林寺的門票收入對於偏僻的農業小縣登封縣來説是個巨大的收入,地方政府自然不大情願。縣裏成立了嵩山管理局,把少林寺交給嵩山管理局管理。班禪對此事提出了強烈批評,他甚至在少林寺僧人的上訪材料上寫下“就這件事鬧到底,不搞個水落石出決不撒手”的激烈字眼。與此同時,班禪還向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提出要親自去少林寺走一趟,查看實情。少林寺僧人的上訪材料很快轉到了分管宗教事務的習仲勛手上,習仲勛看到班禪發這麼大的火,立即指出:“抓政策落實,精神可嘉,但不要火氣太大”,“少林寺由僧尼管理為宜”,“如拖着不辦,再派大員去查明原因何在?或請大師親臨督促”。最後這件事得到妥善解決。

  習仲勛還十分注重幫助班禪從政治上提高,多次向他指出:“你是國家領導人,又是宗教領袖,雙重身份要把位子擺對。無論講話還是視察活動,都要按照政治第一、宗教第二的原則行事。”同時,他還耐心地勸説班禪要研究歷史,加強政治學習和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提高政治素質和文化素養,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適應所擔任職務的要求,做好工作,為國家,為民族作出更大的貢獻。這種真誠的幫助,對班禪政治上日趨成熟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班禪對此深有感觸,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説:“仲勛同志對我的關懷和教育真是無微不至,每次聽到他的談話,都使我對問題的認識提高一步。他真是我的師長,又是誠摯的朋友。”

  1989年1月9日,班禪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大師遺體合葬靈塔祀殿——班禪東陵札什南捷開光典禮。“文革”期間,五世至九世班禪靈塔遭到嚴重破壞,無法一一恢復。1982年,十世班禪請示中央修一座合葬靈塔祀殿,中央很快予以批准。該塔由十世班禪親自主持修建。此次進藏也是十世班禪最後一次進藏。

  臨行之前,班禪專程到習仲勛家辭行。習仲勛看他胖得走路都不方便,提醒他説,你可不能太胖了,太胖對心臟不好。班禪笑着説,習書記,我這是專門養的老佛爺形象,藏族僧眾看到我瘦了不好。習仲勛説,你老佛爺形象也得符合醫療保健啊。習仲勛還告誡班禪:“這個季節西藏缺氧嚴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性急,要勞逸結合。”班禪説:“開光典禮辦完,便遂了我最大的心願,死了也瞑目。”習仲勛手挽着班禪的手説:“佛不要你走,馬克思也不要你走。”

  班禪到達拉薩的第二天,就去參拜大昭寺。14日,又驅車300公里趕到日喀則。22日,他主持了5個小時的開光典禮。接着他還召開一系列的座談會,並不顧連日勞累,為數萬名信徒摸頂祝福。終因辛勞過度,於28日晨突發心肌梗塞,雖經多方緊急救治,終究搶救無效,不幸於當晚在他的新宮德虔格桑普彰圓寂,享年51歲。

  噩耗傳來,習仲勛非常震驚,無比悲痛。2月20日,他在《人民日報》著文《深切懷念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班禪大師》,在文中他痛感“我失去了一位合作共事40個春秋的知心朋友”。(原標題:《習仲勛和十世班禪的忘年之交》 文:水新營) 

責任編輯:胡月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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