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性法師:中國漢傳佛教僧伽教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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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性法師(圖片來源:資料圖) 

  【內容提要】 現代學院式的僧伽教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存在需要破解的難題,完善僧伽教育的功能便是其中之一。文章認為,僧伽教育與社會國民教育一樣,應具有教學、研究、服務三項基本功能。教學功能包括知識傳授和引導宗教修持的任務,應得到全面的認識和明確。研究功能作為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應達成廣泛的關切和認同。服務功能是當代佛教發展的現實需求,應引起足夠的迴應和重視。在僧伽教育中,教學、研究、服務三項功能的完善,是推動僧伽教育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

  【關鍵詞】 教學 研究 服務

  引 言

  “僧伽”一詞,梵語“samgha”,意譯為“和合眾”,即現在佛教界通稱的“僧團”。僧團是住持佛法的核心,肩負着弘揚佛教的使命。僧團的整體素質,以及成員的個體綜合素質,對佛教的弘揚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是以中國漢傳佛教在兩千餘年的傳播中,歷來注重僧材的造就,通過各種形式對僧團成員的學修素養進行提升,並置這種學修提升的行為於整體氛圍中,逐漸形成以寺廟為中心,以師徒傳授為途徑的叢林式培養僧材模式。隨着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轉型,社會教育已從中國傳統書院式師生傳授的模式,轉變為現代形態的新型大學式教育模式。漢傳佛教僧伽教育也隨之一改傳統的叢林式培養僧材模式,興辦起學院式的新型教育機構。如今,從調研數據顯示,在中國大陸漢傳佛教界,從事僧伽教育的佛學院,大約有40餘所[1],為當代漢傳佛教僧伽的學修提供條件。

  時至今日,漢傳佛教新型學院式的僧伽教育已走過百餘年的不平凡歷程[2]。回首百年僧伽教育之路,通過學院式僧伽教育的實踐,為近現代漢傳佛教事業的發展和社會弘揚培養了大批僧材,開啟了近現代契理契機弘法大業的新風氣,為近現代佛教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是,就目前僧伽教育的現狀而言,仍存在不少需要進一步完善的環節。諸如教育理念和目標的模糊化,教育功能的不完善性,課程設置的不規範性,師資隊伍建設的不穩定性,僧材培養缺乏針對性等問題,都亟需引起有識之士關注和思考,並在教育工作中予以落實,促進佛教教育事業步入良性有序的軌道,才能使僧伽教育事業成為僧材輸送的基地和搖籃。

  針對以上僧伽教育面臨的實際問題,本文擬從如何完善僧伽教育功能的角度,略陳個人思考,並以此就教於賢達方家。

  一、僧伽教育的三項基本功能

  就僧伽教育而言,與社會的國民教育相比較,是具有宗教性質的特殊教育。儘管如此,僧伽教育也是教育事業,與社會國民教育仍具有相同的共性。就國民教育而言,對大學的教育功能已有基本共識,即大學教育應承載教學、研究、服務三項功能[3]。並且,這三項功能具有各自的獨立性,又同時具有內在的聯繫性。教學是教育工作的基本職能和核心,研究是教育工作的延伸和昇華,服務是教育工作的價值和作用。教學是達成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學生正是通過教學互動來完成接受教育的必要性;研究是展示教育水平的重要平台,教師學生正是通過研究成果的發表,來展示教育水平的質量;服務是落實教育成果的檢驗環節,教育機構正是通過服務社會來實現教學工作的現實價值。社會國民教育機構中,任何一所較為上規模的大學,一般都具有以上三項教育功能。在實際情況中,有的大學在某一項功能或某兩項功能上發揮較為出色,有的大學也兼具以上三項功能。

  同社會國民教育一樣,愚見以為,佛教僧伽教育機構,也同樣應具有以上三項基本教育功能,才能更好地為僧材培養服務。就目前從事僧伽教育機構的佛教院校而言,大多數佛學院在以上三項功能的具備中或多或少都有欠缺,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教學功能上。在日常教學工作中,主要關注教務工作和教導工作,其中教務工作基本上是圍繞教學計劃的完成而展開,教導工作大體是圍繞學僧的行為規範而展開,而以上兩項工作,實際上仍然只是教學工作的具體分工實施而已,是以造成今日大多數佛學院教育功能單一,僧材培養缺乏針對性等現狀。愚見以為,要想改變現在僧伽教育的現狀,務必應從完善教育功能的環節上加以重視,促使從事僧伽教育的佛教院校,在教學、研究、服務三項基本教育功能上逐一完善。

  二、教學功能的明確

  佛教有“學修並重”、“解行相應”的學修傳統,其中“學”(解)側重於“聞思”二慧,“修”(行)側重於宗教實踐和宗教體驗(修慧)。以上學修傳統,決定了佛教僧伽教育中,教學工作不僅是知識的傳授,還應有宗教修持的引導。因此佛教僧伽教育的教學功能,基本上應包括知識傳授和引導宗教修持兩項任務。這兩項任務又是相輔相成的,通過知識傳授樹立正確的見地(正見),在正見的指導下進行宗教修持,以保證修持方法、方向和目標的正確性,同時,通過宗教修持的實踐,又能進一步明辨見地的合理性。以上兩項教學任務的落實,才能保證僧伽教育的僧材培養目標不受影響。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佛教院校在實際教學工作中,雖然都普遍有知識傳授與引導宗教修持的整體意識,大多把“學修一體化”作為辦學的理念和方針,但整體看來,從根本上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和步驟。有的佛教院校雖然在教學中有關於宗教修持環節的設置,諸如禪修、唸佛、誦經、早晚功課或其他形式,但在學生的實際運用中,缺乏真正具有指導意義的方法傳授和引導,即使負責教學的師資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傳授和引導,但基本上是普遍性的指導,對學生的個體針對性指導並不充分,是以實際的效果並不理想。因此,如何在教學工作中,將對學生的具體宗教修持方法和步驟落實在細節上,具有可操作性,能產生明顯的效果和收益,是提升和完善教學工作的重要任務。

  另外,在實際教學中,知識傳授的效果也並不理想,或多或少存在學生不願學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存在,恐怕與師資在教學中不善教不無關聯。當然,以上現象的存在,在不同的佛教院校情況是不能等同的,有的佛教院校中,有比較優秀的師資,在課堂上善於教學,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就會調動得好一些,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也就明顯要好很多,但有的師資如果在課堂上不善於教學,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高,內容枯燥,學習乏味,課堂死寂,學生在知識的積累上自然不會有收穫,教學效果及質量也就自然受影響。因此,師資在教學中注重教學方法,能掌握課堂氛圍,“善於教學’,是知識傳授能否達成效果的重要保障。

  總的説來,在實際教學中,僧伽教育既要注重宗教修持方法的可操作性引導,又要注重課堂知識傳授的“善於教學”能力,才能保證教學工作符合僧伽教育的基本要求,如果只注重其中的如何一項內容,教學工作都不會取得好的效果。

  三、研究功能的關切

  中國佛教協會將“農禪並重、學術研究、國際交流”確立為中國佛教的三大優良傳統[4]。從整體上説,“農禪並重”的傳統在中國佛教傳播中發揮着特殊作用,現代社會結構的變遷造成“農禪並重”的具體實施已收到挑戰,但對這一理念的認同度在教內仍然較普遍,大概源於這一理念聯通了宗教修持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將宗教修持寓於日常生活中,這也是佛法修持的真諦。至於“國際交流”的傳統,中國佛教界已較為重視,原因在於佛教作為一種世界性宗教,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有着深遠的影響,在國際交流中發揮着重要的溝通作用。但中國佛教界對“學術研究”這一傳統的關切,與另外兩項傳統相比,似乎其認同度要遜色得多,究其原因,恐怕與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實際意義和價值的認知存在分歧。

  既然將“學術研究”確立為三大優良傳統之一,就表明中國佛教歷史上有注重“學術研究”的傳統,這從中國佛教兩千餘年的傳播史中可以得到證實。中國佛教史上的許多高僧大德,他們的各類著述的傳世,足以證明他們在當時的“學術研究”能力和後世的“學術研究”影響力。當今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認同度之所以不具有普遍性,大概與近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及其成果的狹隘性有極大的關聯。客觀的説,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內,由於受西方學術研究方法的影響,學術研究明顯有注重歷史考據的色彩,同時又表現出難以理解信仰世界的傾向,是以有不少研究成果或結論對佛教信仰者來説,造成了情感世界的衝擊,在情感世界的衝擊下,佛教界自然對“學術研究”的公正性產生質疑,從而對“學術研究”工作本身的認同度也就不高,是以導致佛教界對學術研究的關切難以有熱情的局面。佛教界整體如此,從事佛教僧伽教育的佛教院校也或多或少受此影響,在實際教育工作中,對“學術研究”的關切也自然缺乏足夠的關切。

  就實際層面來説,學術研究與信仰修持是並不矛盾或對立的,在古代高僧大德的身上,這兩者之間是完全統一的,他們通過信仰修持來落實學術研究的心得,通過學術研究來為信仰修持服務。近現代以來,學術研究與信仰修持之所以存在脱節的尷尬,完全是由於人為自身造成的,而不能罪責學術研究工作或信仰修持行為本身。另外,更不能將學術研究僅定位在歷史考據,或者信仰批判上,歷史考據、信仰批判固然是學術研究的範圍,但它絕不是唯一的範圍。從廣義上説,古代高僧大德們對經論的註疏,對思想的勾勒和梳理,對歷史的敍述和總結,都是學術研究的範疇。因此,今天的教界志士,應該以廣義的學術研究方法,對印度佛教,乃至中國佛教的龐大思想體系進行概括,浩瀚的經論典籍進行整理,以現代語言進行詮釋,以期為現實的包括信眾在內的社會大眾提供瞭解和認識佛法的方法與路徑,這都是迫切需要而又有實際意義的工作。

  從佛教院校來説,在從事僧伽教育中,應該對學術研究有充分的關切,一方面組織專業的佛教學術研究團隊,從事專業的專題研究,為教學工作提供參考。同時,還應將培養僧材的學術研究能力納入教育體系中,為培養僧材搭建廣闊的學術研究平台,拓展學術研究的視野,都應是僧伽教育中應該具備的功能。

  四、服務功能的重視

  現實社會中的服務功能,大多是同利益聯繫在一起的,這裏所説的教育服務功能,同利益需求沒有必然的聯繫。教育工作中的服務功能,應該是要解決為什麼要辦教育,以及為誰辦教育的問題。教育不能只是為教育而教育,還應體現出教育的實際意義和價值所在,它必須為現實社會的人才需求服務,就僧伽教育而言,也不能迴避以上的實際問題。也就是説,僧伽教育不能只是為辦佛學院而有教育機構的存在,僧伽教育必須為當代佛教的發展需求服務,僧伽教育的意義和價值才能得到體現和認同。

  從目前情況來看,全國佛教院校在實際辦學中,僧材培養與當代佛教的發展需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也就是説,佛教院校培養的僧材,不完全適應當代佛教發展的需求。從當代佛教發展的需求來看,佛教界應有如下的僧材需求,諸如:善於管理工作的管理型僧材,具備應酬能力的接待型僧材,善於宣説法要的弘法型僧材,具有研究能力的學術型僧材,嫺熟儀軌唱誦的專門性僧材,指導宗教實踐的修證性僧材等。但在今天的佛教院校中,基本上忽視了當代佛教發展僧材的實際需求,教育缺乏針對性,培養出的僧材自然呈現出不適應性。有的地方佛教界需要弘法型的僧材,能夠輸送去的又不一定能勝任弘法工作,有的地方佛教界需要管理型的僧材,能夠輸送去的又不一定能勝任管理工作,有的地方佛教界的僧材需要與輸送或許能達成一致,但彼此之間又不一定具備緣份,是以造成通過僧伽教育培養出的僧材不能真正發揮作用。當然,這一現象在三十年前還不明顯,隨着近來佛教界發展情況的變化,這一現象似乎有成為普遍性的趨勢。所以,為了讓僧伽教育中培養的僧材能真正在現實佛教中發揮作用,就必須重視僧伽教育服務整體佛教僧材需求的實際情況。

  另外,從目前僧伽教育來看,都比較注重全日制的教育,缺乏靈活性的短期教育,讓僧團中不具備參與全日制教育的僧人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利於僧團整體素質的提高。

  再者,目前佛教教育的主要精力仍集中僧伽教育上,但從佛教實際發展情況來看,有不少信眾也有接受系統佛教學習的願望。由於當前的佛教教育資源仍集中在僧伽中,信眾接受佛教教育的願望難以實現,不利於整體佛教徒素質的提供。

  因此,為了讓僧團和佛教徒的整體素質普遍提高,佛教教育應在全日制教育的基礎上開設短期培訓教育,在僧伽教育的基礎上開放信眾的教育,這是僧伽教育服務當代佛教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佛教教育服務整體佛教的功能所在。

  結 語

  僧伽教育工作事關整體佛教的發展大計,僧伽教育質量的優劣勢必影響到整體佛教未來的態勢,而僧伽教育功能的完善與否,又直接關聯到僧伽教育工作的全局和僧伽教育質量的優劣,是以僧伽教育功能的全面明確,僧伽教育才能得以實施。只有對研究功能的高度關切,僧伽教育才能有活力和生機,只有對服務功能的足夠重視,佛教教育才不至於脱離現實需求。因此,僧伽教育中教學、研究、服務三項基本教育功能的完善,應作為推動佛教教育健康發展的基礎性保障,落實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中,讓中國大陸漢傳佛教教育事業步入廣闊燦爛的明天!

  [1] 《復興三十年:當代中國佛教的基本數據》,汲喆,刊於《佛教觀察》總第五期,2009年7月。

  [2] “最早的學堂式佛教教育,產生於江蘇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揚州天寧寺創立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見《近代中國佛教教育》一文,黃夏年,載《法音》第三期,2009年3月。

  [3] 參見《把脈沉痾,重塑大學——大學的功能及其問題》一文,載《南方週末》,2011年3月3日。

  [4] 見《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一文,趙樸初,載《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文集》,第3頁,中國佛教協會編,1993年10月。

責任編輯:yang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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