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傑:聚焦中國佛教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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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國佛教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圖片來源:資料圖)

  眾所周知,中國佛教是由漢傳、藏傳、南傳三大語系所組成的統一體。筆者主要以漢傳和藏傳為例,簡要回顧中國佛教的過去,審視中國佛教的現狀,展望中國佛教的未來。

  中國佛教的昨天

  中國佛教的漢傳系統主要是在漢民族中傳播、發展、形成,已歷經2000多年。藏傳系統在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中傳播、發展、形成,已經歷了1300多年。南傳佛教從公元前3世紀在斯里蘭卡開始傳播、形成,後來輾轉進入我國雲南傣族、景頗族地區,形成了南傳佛教重要的一支,也有上千年曆史。在這一綿長而複雜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三大地區的高僧大德、仁人志士對印度佛教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自都經過了照着講、接着講、自己講的詮釋階段。用現代詮釋學的話語説,它經歷了以印度佛教的經典文本原義及經典作者原意為主的“方法論詮釋學階段”,及以中國漢地、西藏和雲南的歷代信仰者和研究者的閲讀和理解為主的“本體論詮釋學階段”。在中國漢地,佛教從兩漢之際傳入,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和演變,至隋唐時期,形成了具有中原氣派和特色的漢傳佛教之諸宗派。宋、元、明、清時期,主要是禪宗在流傳,後來各宗法出現了融合的趨勢。

  一方面,佛教已完全融入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提升、優化、充實了中國文化的外延和內涵。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儒、道文化也滋養、補充、涵化了佛教文化,使之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這樣一個漢地佛教的形成、發展和成型的軌跡和結果,馮友蘭概括為“格義的佛教”、“教門的佛教”、“宗門的佛教”。馮友蘭的這一提綱挈領的凝鍊,生動地揭示出中國漢地佛教集成性、生成性的創造活力和本體論事實。漢地佛教的這個發展脈絡和結果,用詮釋學的用語説,經歷了用中國漢族傳統的前有、前見、前把握來解讀、詮釋印度佛教經典文本的原義及經典作者的原意。經過兩者長期的循環性互動,使佛教在中國漢地這塊土地上轉化為此在性、在地化的結果。使漢族等民族對印度佛教形成了完滿性的把握,使漢地佛教獲得了自主性和本體化的地位。不僅如此,佛教還進一步惠及、浸潤、營養了中國的儒道兩家傳統宗教文化。通過儒、釋、道三教的互動、互利、互惠,形成了具有創造性的綜合的宋明理學,使得儒學以嶄新的理論形態呈現在人們面前,進入了新的精神境界,成為理論創新的現實性結晶。不僅成為中央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而且還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理念。

  佛教在中國藏族聚居區的傳入、流播、嬗變,也經歷了與漢地佛教基本相同的路徑。佛教傳入藏族聚居區以前,藏民族已經具備了“理解的前結構”——苯波教,它是包含着藏民族價值觀念、境界取向、倫理道德、審美情趣、行為規範的思想文化綜合體。藏民族以這樣的“流俗之見”為鋪墊,逐漸接受了佛教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境界取向。這個時空間距持續了從公元642年到842年整200年,這兩個世紀是藏民族傳統的前有、前見、前把握與印度佛教的事情本身之間全面系統地接觸、互動、博弈和完滿性把握之間的拉鋸性運動時期。這也可以稱做是作為藏民族的理解主體與作為理解對象的印度佛教之間的詮釋學循環。經過這200年,即理解的主體藏族人與理解的對象印度佛教之間的循環,藏傳佛教的在地化和意義生成大致完成,並初具規模。從公元842年到約公元978年,經過了吐蕃王朝的分裂,藏傳佛教進入漫長的所謂“黑暗期”或曰“滅法期”,處在泥沙俱下、百舸爭流的境況中。其間,經過藏族的高僧大德、割據勢力等僧俗官吏以及賢人智者與域外佛教的對話、交流、鑑別,並在此基礎上的反思、檢討、梳理、整合,藏傳佛教進入到後宏時期(約公元973年或978年),形成了具有藏族特點、藏族風格的諸多宗派,即寧瑪、噶當、薩迦、噶舉、覺囊、格魯等諸多宗派。這些宗派不僅在佛教體、道、果,見、修、行方面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實踐和傳承體系,而且都具有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各自的政治靠山,它已從藏民族詮釋印度佛教經典文本原義及其經典作者原意為主體的方法論詮釋學轉換到以藏傳佛教的信奉者和理解者為主體的本體論詮釋學階段。此時的藏傳佛教已獲得了本體論詮釋的主體地位。

  中國佛教的漢傳與藏傳兩大地方性佛教已完成了從方法論詮釋學到本體論詮釋學的完滿性理解的歷史使命,各自獲得了本體論佛學的地位。用中國學者的話説,中國佛教已完成了照着講、接着講、自己講的完滿性的把握和理解。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將中國的漢傳、藏傳、南傳三大語系佛教協調通和起來,進入“綜合創造的詮釋”階段。即中國佛教已經實現了照着印度佛教講,接着中國傳統文化講,兩者整合起來自己講的階段。現在中國學者需要做的是將中國的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統攝起來,形成我們講的格局。唯其如此,中國佛教才能以大全的格局、全新的姿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中國佛教的今天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實,中國佛教的時代性、民族性在世界境遇中越來越凸顯,並派上了用場。

  第一,滿足宗教信仰的需求。佛教作為追求來世、解脱成佛的終極關懷和精神家園,在我國有着為數眾多、不同層次的信奉者。保護和弘揚佛法首先便滿足了他們的精神需求;其次,佛教的信仰體系中包含了出世與入世等關係的論述,它較為深刻地闡明瞭作為一個人如何正確對待出世和入世的關係等重要的人生問題,如有人將其概括為“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工作”。佛教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這一深刻的人生哲理,對世俗人們的啟迪之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道德修為的需求。佛教的基本戒律,特別是五戒十善,對廣大信眾起着勸善戒惡、去惡從善的道德導向作用。它在倫理方面表現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行善業而自得其樂果,作惡業亦自食其苦果。主張“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慈悲為懷,利樂有情”。佛教的這一因果鐵則尺度下的道德選擇標準和道德行為規範,為廣大信眾的道德實踐提供了有效的思想基礎。如果各個階層、各類人羣都能從佛教的這一倫理價值取向中受到啟發,並能落實到自己的行動上,想必人們的道德自律性和社會責任感就能有所提升。

  第三,文化建設的需求。佛教的體系架構中不僅藴含着宗教信仰的理念,而且還包含着豐富的文化要素,具有明顯的文化特徵。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可以通過轉換、提升、優化,將其作為中國特色當代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第四,學術研究的需求。中國佛教內容豐富、思想深邃、價值廣泛,其中有文獻學、歷史學、文學、哲學、文化學、社會學、考古學、心理學、語言學等諸多方面的學術容量,從這些不同的方面深入地考量和研究,可繼承、發展、繁榮祖國的學術事業,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養和心智。

  第五,民族團結的需求。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往來,很多都是通過佛教這個橋樑來進行的。唐代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聯姻,佛教就是其中的主要媒介。今天,應深入挖掘,更好地發揮佛教在增進民族團結方面的作用。

  第六,國際交往的需求。趙樸初曾提出佛教是中、日、韓友好交往的黃金紐帶。相信通過佛教這一“黃金紐帶”,今後會有更多的國家與中國加強溝通、增進了解、加深友誼,更好地實現中國佛教走出去的宏偉戰略目標。

  中國佛教的明天

  用現代學術的多維視野研究中國佛教的歷史、文化、哲學等已逾百年,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最為深入、獲取成果最多的是漢傳佛教。上世紀30年代有湯用彤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呂澂的《印度佛教源流略講》,上世紀80年代有石峻、樓宇烈、方立天、許抗生、樂壽明主編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2000年有方立天的《中國佛教哲學要義》。還有台灣印順大師的系列印度佛教與中國漢傳佛教的研究成果等。就藏傳佛教的研究而言,自上世紀20年代起,在太虛大師等一批有識高僧的倡導下,法尊法師、觀空法師,台灣張澄基居士等將格魯派宗喀巴大師等、噶舉派米拉日巴等一大批藏傳佛教思想家的經典著作由藏譯漢,從而使漢地的高僧大德、學人志士能真實瞭解到藏傳佛教體、道、果,見、修、行冰山之一角。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不少漢藏佛學家翻譯或編譯了為數不少的藏傳佛教思想史的經典著作,滿足了研究者們的部分需求,這都是可喜可賀的現象。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伊始,便成立了名家薈萃的“中華大藏經藏譯本校勘局”。經過這些學者數十年的不懈努力,2000年終於出版了《中華大藏經》藏譯校勘本,為國內外研究者提供了極好的學術便利。1987年,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成立後,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組織藏傳佛教諸宗派的高僧大德撰寫了供學員使用的教材,即藏傳佛教系列叢書。其中藏傳佛教各宗派教法史,共5本專著,學術價值甚高,是當代藏傳佛教的標誌性研究成果。另外,我國著名藏學家、佛學家東噶·洛桑赤列以一生的學術積累,編纂了《東噶藏學大辭典》,其中的很多辭條都是藏傳佛教的核心概念、基本範疇、重要人物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毋庸諱言,高質量的、對藏傳佛教史的通史性及個案性研究成果還很少。因此,當前中國佛教研究亟待做的工作應包括:

  首先,要加強對印度佛教經、論、律的個案研究,對印度佛教各派別、各階段的個案研究和中國佛教譯經史的研究。因為我們既要研究“中國佛教”,更要研究“在中國的印度佛教”。否則,中國佛教的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研究印度佛教,我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如藏文文獻中保存了大量印度哲學、印度佛教不同時期的重要資料。漢文中這類資料也為數不少。

  其次,要注重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的研究。黨和國家十分重視藏傳佛教的研究,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財力,但如何推動高質量、高水準的研究成果,則需要反思、省察。

  最後,要將漢地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協調通和起來,形成交流、溝通、對話的局面,發揮各自的優長,取長補短,整體發力,綜合研究。趙樸初曾講過,佛教在它的故鄉印度基本上已不復存在,但它基本上完整地在中國存在着。如中國的南傳佛教,主要可以代表和體現印度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漢地佛教基本上能反映出印度一部分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中期大乘佛教及部分密教的內容。藏傳佛教基本上代表了印度中期大乘佛教、晚期大乘佛教以及密教產生、發展和演變的主要階段和內容。因此,我們可以説,佛教產生、形成在印度,發展、保存、庫藏在中國。無論是在中國的印度佛教還是中國佛教,它們都用中國的不同文字承載,並基本完好地在中國存在,因此都可以稱為中國佛教。通過中國學界和教界兩方面人士的努力,我們完全有可能再現和重構一箇中國佛教的本體論版本。

責任編輯:胡月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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