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運法師談香港政改:2017一定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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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方寺住持寬運法師

  文/香港西方寺住持 寬運法師

  隨着16個月來的政改諮詢,社會各界意見分歧,爭拗不休,秩序及法治備受衝擊;在一些激進市民高唿“真普選”的口號下,4月22日香港特區政府公佈了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報告及方案》,隨即落區宣傳。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23日在多份報章撰文,指發表方案後“標誌政改已進入最後、最關鍵時刻,特區政府已用好人大8.31決定提供的空間,採納更民主、更開放的做法,設計了一套合憲、合法、合情、合理而且公開、公平、公正、具透明度、有競爭性的方案,值得向社會推薦。”

  林女士以《2017一定要得》為題撰文,呼籲立法會議員放下成見、求同存異、理性溝通,期望議員考慮多數民意和政治現實,作出應有的承擔,展示勇氣,以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依歸,讓香港市民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讓民主發展可以向前走,共同創造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她表示,“一定要得”口號反映市民對如期實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期盼,不願讓歷史性進步的機會白白流走。

  林女士的言論,確實值得身為香港一份子的我們,作更深一層的反思。姑勿論今次“政改方案”是否成功,但這意味着今後“優化普選”可持續發展,“我們朝着普選特首這個歷史性目標又再走前一步”的這份堅持與信念,卻是宏大與美好的。

  不過,若要取得成功,“放下成見、求同存異、理性溝通”,和諧合作,和衷共濟,才是問題關鍵之所在。也就是説,唯有“和”或“和諧”才能達到全民真正合作的理想目標。

  一、和諧精神與社會建設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是一個講究“和”或“和諧”的民族,以“和”為社會發展及社會存在的主體思想。是故今天的社會,應繼承併發揚此“和”的精神,以消除人與之間的隔閡。我們可以注意到,表面的宣揚難以深入人心乃至滲入骨髓;因此,我們必須從根本入手,使“和諧”深入人心,猶如樹木一樣,從一棵小樹苗開始培養,日後才能長成參天大樹。所以“和諧”必須從根本入手,才會有實現的可能,不然只是一種口號而已。我們所提倡的和諧是人類思想與心靈的和諧。是故,佛教提出“心淨國土淨,心安眾生安,心平天下平”;以“心的和諧”為和諧的理論,是中國古代“以和為貴”思想的昇華──從心的和諧開始,實現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際和順、社會和諧、人間和美、世界和平的理想。

  通過以上的説明,我們可以看到和諧社會,必須要從心開始;心的和諧,才是社會和諧的源頭,唯有保持源頭的清淨,一切水流才會清淨。我們都知道佛教的根本思想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這是建立在道德、法律及社會倫理的基礎之上的真正和諧理念。對於擁有逾數億信徒的佛教來説,佛教是和平的宗教,也是實踐和諧、淨化心靈的宗教。其中佛教所提倡並實踐的理論,均是和諧的最高思想,如世間法的“五戒十善”,就是教導世人如何禁止自己的不道德行為以及不良的思想言論,使人做一個有利於自己、社會和眾生的人。唯有這樣,才能實現和平安樂的世界、高度精神文明的和諧世界;人民才會和平康樂,社會才會安定團結,國家才會繁榮富強。

  正如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所説:“佛教是講求和諧的宗教。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弘揚佛教文化中的優秀內容,將有助於我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因此,闡揚佛教無我利他、慈悲濟世的精神,提倡扶貧行善,安老護幼,心靈關懷,是佛教服務於社會的職責所在。我們要從人間社會出發,開顯人人本具之優越潛能,讓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理想與目標得以早日實現。

  二、佛教的政治智慧

  一般社會人士可能會有一種誤解──以為佛教是不問世事、不關心政治的。實際上,佛教在關注出世精神提升的同時,也對入世的生活,如政治、經濟、家庭、倫理等方面極為關注。

  (1) 佛陀與其弟子的政治活動

  在政治上,我們可以看到,佛陀本身就是一位關心政治的宗教家。這是他慈悲眾生,救世濟人本懷的自然流露。佛陀曾親赴戳場,勸阻戰爭的發生。釋迦族與拘梨耶族因爭盧四尼河水,而準備大動干戈,佛陀挺身出面阻止。又有一次,由於佛的一言,阻止了阿闍世王進攻跋耆國。佛陀也曾經為了拯救他的祖國──迦毗羅衞,而靜坐在枯樹下,向侵略者毗琉璃王“示威”、“抗議”,而毗琉璃王也因為敬畏佛陀而兩次撤兵(詳見《增一阿含經》卷廿六,第二經)。由此可見,佛陀本身對政治的關懷及參與。

  佛弟子關注與參與政治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不勝枚舉。例如古印度時,龍樹菩薩(西元150 - 250年)為了度化南天竺王,曾經“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最後才引起了國王的信任、禮遇,而度化了國王及萬名婆羅門,並在南天竺大弘佛教(詳見《龍樹菩薩傳》,姚秦.鳩摩羅什譯)。他的弟子提婆(西元170 - 270)也為弘揚佛法而捐軀(詳見《提婆菩薩傳》,姚秦.鳩摩羅什譯)。提婆為了度化信邪道的南天竺王,投效利國王軍隊裹,最終獲得國王信任器重。叄月度百餘萬人。

  另一個例子是世親(西元320 - 400)。世親的時代是婆羅門教興盛的時代。他撰寫了《七十真實論》來批評婆羅門的《僧夫論》,受到國王賞識,賞他叄洛沙金,他就利用這叄洛沙金建立了叄座佛寺,大興佛法(詳見《婆藪盤豆法師傳》,陳.真諦譯)。在中國,情形也一樣,南北朝時代的佛圖澄(西元232 - 348)曾幫助後趙的石勒,建立國家,其後道安(西元314 - 365)、鳩摩羅什(西元344 - 413)也都襄助當時的執政者,使佛法盛極一時。

  從佛教歷史文獻看來,印度與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無不為了廣度眾生而參與政治,這顯然是佛教悲天憫人情懷的具體表現。

  參政的結果,成敗與否,我們暫不討論,只想在這裏説明,佛教是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的。上述例子中所提到的佛陀及弟子,他們都是抱着悲天憫人、救人濟世的菩薩道精神來參政、廣度眾生的,他們都擁有完美的人格,超越的素質及崇高的理想來進行政治活動。因此,今天我們社會上很多有識之士,若要參與政治,必須撫心自問,是抱着什麼目的來參政?政治理想是什麼?擁有什麼素質或條件來參政?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不妨再從佛陀的教導及一些後期經典記載中吸取啟示。

  (2)佛教的政治理想

  佛教的政治理想,大致表現在“佛陀預言彌勒成佛”一事上。彌勒成佛的預言在塬始的《中阿含經》卷十叄〈説本經第九〉、《增一阿含經》卷十一(第六經)、同經卷叄八(第二經)以及巴利藏《長部經》(第二十六經)(CakkavattisihanandaSutta),都有簡略的記載。其中,預言“人壽八萬歲時”(五十六億餘年後),有一“轉輪聖王”出世,擁有七寶。這七寶是輪寶(象徵正法之普及)、象寶、馬寶(以上二寶象徵生產及交通充備)珠寶(象徵財政充實,人民富裕)、女寶、居土寶(以上二寶象徵人民善良)、主兵臣寶(象徵英明政府)。這裏所顯示的理想政治,應是正法普及,人民善良及物質生活美滿的社會。

  而在《華嚴經》第叄十四〈入法界品〉中大光明王説:“我治國之道,在於使人民修心。”同樣表示政治的崇高理想是在於使人民遵從正法,提升精神生活。同經也説:“有貧窮的人到來時,常開庫藏,讓他們恣意取之,然後勸戒他們遠離一切惡。”這裏提出了極有意義的政治哲學,即必須先使人民豐衣足食,才能勸人民棄惡從善。

  而《長部經》第二十六經(DighaNikaya,26)也清楚的説明,貧窮是一切非義及罪行之源。諸如偷盜、妄語、暴行、憎意、殘酷等等莫不由此而生。同時在這《長部經》另一經,KutanantaSutta。中説,懲罰並不能抑止暴行,反之,佛陀倡議要芟除罪惡必須改善人民的經濟狀況,應當為農人提供稻穀種子和農具,為商賈提供資金,對僱工給予適當工資。當人民都有了能夠賺取足夠收入的機會,就會感到心滿意足,無有恐怖憂慮,結果自然是國泰民安,罪行絕跡了。

  所以,佛陀告訴在家信眾,改進經濟狀況確實非常重要,但不可貪求執着,或不擇手段地去賺取財富,而是以正當的方式去謀生。佛教認為物質生活舒適,並不是人生的目的,它只是一個達致更崇高理想的條件。

  以上的論點,與儒家“先富後教”的政治哲學是相當一致的。孟子的“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然後驅之向善”以及荀子的“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爭具矣。”(見《論語》)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不論是佛教或儒家思想,看來理想的政治應該是朝向消除貧窮,教化人民,勸人棄惡向善,和諧共處,以尋求生命最高價值為方向。而事實上,我國憲法保證宗教自由(見《憲法》第十一與十二條),因此,身為宗教人士,就更應以實際行動來捍衞這項保證,積極推動宗教教育,負起教化人民的責任。

  1.治國之法

  佛教的治國之法,可以從“七不煺法”中看出來。七不煺法,也就是七種使國家永不煺步的方法,是佛陀教給一個小國跋耆,來抗拒一個窮兵黷武的獨裁大國──摩竭陀的方法。依照《長阿合經》卷二中的〈遊行經〉以及《中阿含經》卷叄十五的〈雨勢經〉,這“七不煺法”是:

  (一)國家常常召開會議,廣集民間意見,作為建國藍本,並嚴守國防。

  (二)政府與人民,上下一心,不分階級,和睦共處。

  (叄)不論人民或政府,都須遵守法律,決不逾越,或胡亂修改。

  (四)執政者尊重有建國經驗的元老,吸取他們的寶貴意見。

  (五)尊重宗教信仰,鼓勵宗教的研究。

  (六)注重家庭及社會的倫理道德。

  (七)敬重社會上有德有學的人士。

  以上每一條法,置之於今天社會中,仍非常的適用。

  第一條清楚説明民主議會為建國基礎。在這基礎上,民間組織發表意見,發動輿論,應是開明政府所容許並接受的。

  第二條建議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不可互相對抗,顯示政府與人民應時常溝通,互相徵詢。政府不可壓迫人民,人民必須支持政府。

  第叄條提倡公正平等政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更主張法律不可胡亂修改。我國憲法明文規定修憲的基本條件(見我國《憲法》第一五九條及一六七條),就是一例。

  第四條建議是吸取建國元老的寶貴意見。

  以上四條,總結起來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塬則,這是今日任何民主國家所應遵循的塬理。

  後叄條是有關個人精神生活的培養及社會秩序的重整。由此顯示,精神生活及社會道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這符合了上述“修心”、“教化”的政治理想。事實上,“國”是由一大羣人所組成的;國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採取行動的是人。所以人格的培養,倫理道德的維持,是建國的根本。(有關“七不煺法”之論述,有興趣者,可繼續參考拙着《從南海爭議略論佛教的仁王政治思想》一文。另外,有關“七不衰法”,可參考拙着〈《法華經》“四安樂行”與和諧社會〉一文。)

  今天的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十分功利的、世俗化的社會,這七不煺法中的後叄條,應可給人們帶來一些警惕。這裏我們也可發現,“國家五大塬則”的內涵都包含在七不煺法中。我們奉守此五大塬則,實際上就奉行了兩千五百年前佛陀的教誨。

  除了七不煺法,我們還可以從其他經典窺見一些治國之法。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大薩遮尼乾子所説經》。這部經廣泛論及與政治有關的課題。其中有逮捕罪犯的塬則、消除戰爭的方法、徵收税務及減免的標準,乃至轉輪王(執政者)所應具有的條件等等。

  2.從政者的素質

  從七不煺法到逮捕罪犯的塬則,我們可以看出佛教所提倡的是以德行(“仁王政治思想”)來處理政治事務,以治人來治國。這與儒家的“德政”也是一致的。(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拱之。”)但德政必須由有德之人來推行才行。有如孔子所説的:“政者,正也。子師以正,孰敢不正。”佛教對這個課題,也提出了其充滿智慧的見解。

  這見解可以從佛的《本生經》的“十王法”中看出。這十王法為從政者所應具有的素質定下了標準。每一條法,都會為我們帶來不少的提示。

  第一條法説明從政者必須“豪爽、慷慨、慈善”。從政者不可貪財而應為人民福利而散財。第二:“須有高尚的道德品性”。不可殺生、欺詐、偷盜。邪淫、妄語及飲酒。第叄:“為人民利益犧牲一切,準備放棄一切個人安樂名聲,乃至生命”。第四:“誠實正直”。執行職務的時候,不畏強權,不徇私情,對人民無罔無欺。第五:“仁慈温厚,性情和煦”,待人厚道,憐憫一切。第六:“習慣節約,生活簡單”。不耽奢華,克己端嚴。第七:“無瞋無恚,亦無怨毒”。不了芥蒂,不念舊怨。民主選舉制度裏,缺乏這個條件,就很難實現真正的民主。

  第八:“不尚暴力”。不但不肯傷害他人,並盡力提倡和平,阻止戰爭。多元種族社會裏,更應該提倡和平、而非暴力。

  第九:“忍耐、自制、寬容、諒解。”必須能忍受困苦艱辛,諷刺橫辱,而不生瞋怒。真正的從政者,必須經得起這些考驗。

  第十:“不做違反人民意願之事”。不梗阻任何有利人民的措施。換言之,治理人民,應以人民意願為依歸。

  另外,前面提到的《大薩遮尼乾子所説經》也強調,身為從政者當憂民而片刻不離於心;當察知人民的苦樂,謀求人民的繁榮;為此常常知水,知風雨,知收成之好惡,知乾旱,知人民的憂喜,知罪之有無、輕重,知功績之有無等,以明賞罰之道。這裏不但説明了從政者的任務,更提到從政者必須擁有治國的學問。

  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從佛陀的生平或教義來看,佛教都是關心政治、關心人民的。由此可見,佛教與政治關係密切。那麼佛教徒對於政治的參與,應該採取怎麼樣的態度呢?民國的太虛大師主張“問政不幹治”的看法,可以説最為客觀中肯,最具智慧見解的。大師認為佛教徒應該積極去關心國家大事,而不熱衷於追求實際的權力運作。晉朝的道安大師曾説:“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佛教和政治都是眾人之事,彼此息息相關,脱離不了關係。證諸歷史,佛教愈弘揚的時代,國運就愈昌隆;唯有國家富強,政治清明,佛教才能興盛。

  因此,從政者必須具備美好的人格,優良的素質與崇高的抱負。假如今天我們的從政者,都能擁有上述的條件,就可以積極參政,為國家獻良策,為人民謀福利,這就是社會、人民最大的福祉。

  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佛教是具有相容性、寬容性和社會實踐性優勢的和諧宗教。正如《華嚴經》中講到,菩薩自度度他、利他利己的救度精神時,有這樣的一個譬喻:“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由此譬喻我們發現,佛教所講的“完美和諧”,是以自我奉獻以及無私助人為快樂。佛菩薩的這種慈悲精神,無疑是我們今日和諧社會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正如《增一阿含經》中一首四句偈所言:“為家忘一人,為村忘一家,為國忘一村,為身忘世間。”“為家忘一人”就是説:我們是家庭中的一份子,我們就得為家庭忘了自己,全心全力的在為我們的家庭努力;“為村忘一家”,一個村落比我們一家要大、還要重要,若是為了我們的整個村落,我們就要忘了一家,來為我們所住的村落而努力;“為國忘一村”,就是為了國家,我們忘了自己所住的鄉村,因為這個國家比我們所住的故鄉遠大,所以為了國家,我們就忘了一村;最後“為身忘世間”,為了我們此身最終的解脱,我們要忘掉世間。由此説明了佛法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就世間法而言,我們關心國家,關心政治,關心人民,也就是愛國、愛民;就出世間法而言,我們追求智慧,實現解脱,也就是愛教、愛法。

  所以,我們説,佛教是慈悲、和諧、平等、無諍的宗教,期以此等精神為今日和諧社會、民主政制盡一分心,出一分力。

  反觀現時社會天災不息,人禍不斷;昨日(4月25日)尼泊爾發生7.9級強烈地震,中國西藏地區震感強烈,而且餘震不斷,造成嚴重傷亡;相較於香港地區,四時有序,風調雨順,我們實在幸福、快樂得多了。何以今日香港的我們仍然感到不快樂(日前,聯合國公佈2015年世界快樂報告,兩岸叄地中,台灣排38位,香港排72位,較前年跌8位,叄地中最不快樂的是中國,排84位)?仍然為了“政改”的問題,終日爭拗辯論,互相鬥勝,無時平息?我們實在有必要好好地反省與檢討。否則,到了2017年的時候,又怎可能“一定得”呢?

責任編輯:胡月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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